第一章 布衣天子：朱元璋的立国之路
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一个平常的秋日清晨，濠州钟离县东乡的一户贫苦农家，迎来了一个男婴。哭声在低矮破旧的茅屋中响起，惊不起任何波澜。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被父亲随口叫作“重八”的孩子，四十余年后会成为一代开国帝王，开创一个绵延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然而此时，他只是一户赤贫农家的第四个儿子，降生于一个汉人如牛马般被踩在脚下的时代。
朱重八的童年，是在饥饿与劳作中度过的。他没有机会读书认字，从懂事起便为地主放牛，终日与耕牛野草为伴。那时的天下，属于蒙古人的大元帝国。立国已近七十年的元朝，早失了开国时的锐气。统治阶层腐朽堕落，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民族矛盾犹如干柴烈火。蒙古贵族与色目人高高在上，占有着最好的土地与财富，而数以千万计的汉人、南人则被划为最低等的“四等人”，赋税沉重，徭役繁重，稍有灾害，便是饿殍遍地。
元顺帝至正三年，对于朱家而言，是噩梦的开始。这一年，濠州大旱，赤地千里，庄稼颗粒无收。紧接着，至正四年春天，蝗灾遮天蔽日而来，啃尽了田里仅存的草根树皮。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瘟疫开始在钟离乡蔓延。在短短十七天内，朱重八的父亲、大哥、侄子、母亲，四位至亲相继病逝。
那一年，朱重八虚岁十七。他眼睁睁看着亲人一个一个倒在面前，却无能为力。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哪里有钱买棺材？这个衣衫褴褛的少年，只能抱着父母的尸首放声痛哭。最后，他与二哥用破旧衣裳勉强裹了遗体，向邻居求告，却连一块葬身之地都求不来。幸得同村一位好心人刘继祖动了恻隐之心，给了他们一小块荒地，兄弟二人才含泪将父母草草掩埋。埋完最后一捧土，朱重八跪在坟前，久久不肯起身。从此，他在这世上再无依靠了。
为了活命，朱重八经汪氏老母介绍，投奔了皇觉寺的高彬和尚，剃度为行童，也就是在寺中做杂役的小沙弥。他以为进了寺庙便能吃上一口饱饭，却不想等待他的仍是繁重的劳役和打骂。他每日扫地、上香、打钟击鼓、洗衣做饭，稍有差池，便遭老和尚斥责。就这样过了不到两个月，更大的苦难来了。寺里也断了粮，闹起了饥荒，根本无法养活这些僧众。住持只得遣散众人，让他们各自出门云游化缘。朱重八刚刚找到一个栖身之所，便再次没了着落。他脱下僧衣，换上破衲，端着一个瓦钵，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流浪生涯。
这三年的流浪，是他一生中最黑暗，也是最宝贵的经历。他离开濠州，一路向南到了合肥，又折向西进入河南，走过固始、信阳，北上汝州、陈州，最后东经鹿邑、亳州，在至正八年才返回皇觉寺。这三年里，他走遍了淮西、河南一带的名都大邑，亲眼看到了乱世中人间的惨状——四处是逃亡的流民，路有饿殍，野有哀鸿。他也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知道了元朝的统治早已烂到了骨子里。
正是在这流浪途中，他听到了民间流传的各种“谶言”与“明王出世”的说法。白莲教等秘密宗教组织在底层传播，宣称“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天下即将大变。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神佛，而朱重八，这个尝遍了世间冷暖的青年，心底也渐渐萌生了对这个世道的彻底绝望与反抗的火种。
至正十一年，天下终于大乱。五月，颍州人韩山童、刘福通率先揭竿而起，他们头裹红巾，号称“红巾军”，迅速聚拢了成千上万的饥民。红巾军打着“复宋”的旗号，声势浩大，各地纷纷响应。紧接着，徐寿辉在蕲州起兵，李二、彭大、赵均用在徐州造反，一时间，“红军”席卷大半个中原。元朝的统治摇摇欲坠。
消息传到皇觉寺，身处佛门清净地的朱重八，内心却再也无法平静。他已经在寺中过了几年相对安稳的日子，但他深知，这场大乱是迟早要来的。至正十二年正月，定远县土豪郭子兴与孙德崖等人也在濠州举旗，自称元帅，响应刘福通。此时的濠州城已成兵家必争之地，战火一触即发。就在这年，已二十五岁的朱重八收到了儿时伙伴汤和的来信。汤和此时已在郭子兴帐下做了千户，信中劝他速来投奔，共图大业。
朱重八犹豫了。去吧，前途未卜，那是提着脑袋的造反；不去吧，皇觉寺眼看也躲不过兵灾，元军剿匪，未必不会将他当作“匪类”杀掉。就在他举棋不定时，某日夜里，寺里的伽蓝神像前烛火无风自动，似乎暗示着什么。朱重八下了决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闯出一条活路！他焚了香，在佛前卜了一卦，卦象大吉，去留皆可，但“从戎”为上。至正十二年闰三月，朱重八终于脱下僧衣，直奔濠州城，投到了郭子兴的帐下。
郭子兴见这个年轻人虽然衣衫破旧，却体格健壮，目光坚毅，便将他留在身边做了亲兵。朱重八作战勇猛，又机警有谋略，每次出阵都冲锋在前，缴获的战利品却毫不私藏，全部上交给郭子兴；得了赏赐，又分给手下兄弟。如此这般，他在军中很快有了威望，人人都愿意跟着这个叫“朱重八”的小头目卖命。郭子兴对他大为赏识，不仅将他视为心腹，还把自己的养女马氏嫁给了他。从此，朱重八在军中有了更稳固的地位，也才正式起了个响亮的名字——朱元璋，字国瑞。元璋者，诛杀元朝的玉器，其志不在小。
然而，起义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濠州城中，郭子兴与其他几个元帅孙德崖等矛盾重重，互相猜忌掣肘。朱元璋看出这帮人难成大事，他不想困死在这个小小的濠州城里。至正十四年，他决心独立发展，便从自己的亲兵中挑选了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二十四人，南下定远。这二十四人，便是日后大明开国勋贵中赫赫有名的“淮西二十四将”。他们人虽少，却都是生死之交的敢死之士。靠着这支精悍的队伍，朱元璋招降了定远当地的地主武装张家堡民兵三千人，又收编了横涧山的义兵两万余人。有了这支队伍，他如虎添翼，接连攻克了滁州、和州，在应天（今南京）对岸站稳了脚跟。他不再是那个寄人篱下的小卒，而是成了一方诸侯。
此时的朱元璋虽然兵强马壮，却面临着一个极其复杂的局势。他名义上仍隶属于小明王韩林儿的宋政权，被任命为左副元帅。元朝的大军还在江北，而江南富庶之地，被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势力占据。更西边，是拥兵百万、占据江西湖广的陈友谅。这几方势力中，数朱元璋最弱小，却最危险。他夹在元军和强藩之间，稍有不慎便是粉身碎骨。
可朱元璋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的眼光和隐忍。他没有急着称王称霸，而是听取了定远老儒冯国用、冯国胜兄弟的建议，先取金陵作为根本，倡仁义，收人心。至正十六年三月，朱元璋亲率水陆大军，攻破元军水寨，一举攻克集庆路。他入城后，贴出安民告示，秋毫无犯，百姓很快安定下来，他将集庆路改为应天府，以此作为自己的统治中心。
就在此时，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震惊的大事。他亲乘小轿，恭恭敬敬地去拜访一位隐居的徽州老儒——朱升。朱升被他的诚意打动，向他献上了九字国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九个字，字字千钧。高筑墙，是强调要巩固根据地，稳扎稳打，不能冒险；广积粮，是要发展生产，屯田兴农，充实经济实力；缓称王，则是让他韬光养晦，不要过早成为元廷和群雄的靶子。朱元璋如获至宝，奉为圭臬。他一面派兵四处征讨，巩固和扩大地盘；一面大力推行屯田，兴修水利，恢复生产；同时，他始终以“宋”政权为旗号，尊奉小明王韩林儿，自己只称吴国公，后来才称吴王，绝不贪图虚名。
在广纳贤才方面，朱元璋同样不遗余力。攻克金华后，他召见了著名学者刘基（刘伯温）、宋濂、章溢、叶琛等人，礼遇有加，问以天下大计。这些饱读诗书的儒生，为他提供了完备的治国方略，使得他的政权不再是单纯的农民武装，而具备了草创王朝的气象。
当时天下大势，能与朱元璋争锋的，唯有西边的陈友谅和东边的张士诚。陈友谅勇悍善战，地盘广大，但为人猜忌残忍；张士诚据有苏杭富庶之地，却胸无大志，偏安一隅。朱元璋沉着应对，选择了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率六十万大军倾巢而出，与朱元璋在鄱阳湖展开决战。这是一场决定天下归属的生死之战。朱元璋以少胜多，用火攻大破陈友谅的巨舰，陈友谅中流矢而死，其势力土崩瓦解。消灭陈友谅后，朱元璋挥师东进，至正二十七年，大将徐达、常遇春攻克平江（今苏州），俘获张士诚。江南半壁，尽入朱元璋囊中。
此时，北伐的条件已经成熟。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率领二十五万大军，浩浩荡荡誓师北伐。他发布了著名的《谕中原檄》，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这面旗帜，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北方饱受民族压迫的汉人纷纷响应，明军势如破竹。
就在北伐军高歌猛进之时，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公元1368年1月23日，朱元璋在应天（南京）郊外，设坛告祭天地，正式即皇帝位。他定国号为“大明”，改元“洪武”。这位昔日的放牛娃、皇觉寺的小沙弥，终于登上了九五之尊的宝座。同年七月，徐达攻克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弃城北逃，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终结。大明王朝，就此拉开序幕。
立国之后，朱元璋并未卸下重担。面对的是一个历经战火、百废待兴的残破江山。他深知“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为此，他推行了一整套休养生息的政策。他鼓励垦荒，移民屯田，大力兴修水利，轻徭薄赋，解放奴婢，使得大量流民回归土地，社会经济迅速恢复。
政治制度上，他展现出了极度多疑与强硬的手腕。为了将权力牢牢握在自己手中，洪武十三年，他以谋反罪诛杀丞相胡惟庸，借此废除了沿袭两千年的丞相制度，由皇帝直接统辖六部，将皇权专制推向了顶峰。同时，他设立锦衣卫，以加强对百官的监视。为了给子孙后代清除他认为的隐患，他屡兴大狱，胡惟庸案和后来的蓝玉案，牵连诛杀者数万人，开国功臣几乎被屠戮殆尽。
这一面是爱民如子、勤政节俭的洪武皇帝，一面是猜忌刻薄、杀戮成性的专制君主，构成了朱元璋复杂而矛盾的形象。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朱元璋病逝于南京西宫，享年七十一岁。他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葬于孝陵。他走完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传奇人生，身后留下的，是一个根基稳固、国力正在上升的大明王朝，以及关于他的无数传说与争议，迄今不绝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