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十七岁，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周。那些男人跪在含元殿的丹墀上，膝盖磕在青石板上，额头贴着冰冷的石面，嘴里喊着女皇陛下。我等了好几十年才等到这一刻。
我坐在龙椅上，手指摸到扶手边缘那道极细的裂痕。这道裂痕不是旧的——是我登基那天，某个大臣跪得太用力，膝盖在丹墀上磕裂了一块青石板。那块青石板就在大殿正中央，每天早朝他们都要从那道裂痕上踩过去。没有人低头看它，但每个人都知道它在。
下朝了。我回到御书房，把龙袍脱下来，挂在屏风上。屏风是旧的，上面绣的龙纹已经褪色了，边缘磨出了毛边。我把那支秃笔从袖口里掏出来，放在笔山上。笔杆上的漆早就磨光了，握笔握了好些年了，笔杆上全是我的指印。赵明诚说墨是天下最干净的东西——不对，他不是赵明诚，他是高宗。是高宗第一次手把手教我批奏章时说的。那时他还没病得那么重，手指还很稳，握着我的手在奏章上写下第一个“准”字。他说墨是天下最干净的东西，比血干净，比泪干净，比所有说不出口的话都干净。现在这支笔握在我手里，他已经不在了。但墨还在，墨比手指活得久。
我走到铜镜前坐下。铜镜里映出一个老妇人，头发全白了，脸上全是皱纹。我把龙冠摘下来放在镜台上，龙冠很沉，比感业寺的钟声还沉。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上有好几道旧茧，是握笔磨出来的；指节微微变形，是批奏章批的；指甲缝里有极淡的墨渍，洗了好些年都没洗掉。我想起太宗驾崩那天晚上，太监宣读完遗诏，几个没有子嗣的嫔妃被送往感业寺。我跪在含元殿外，额头贴着冰冷的青石板，和此刻那些大臣跪我时是同一个姿势。那时候我以为这辈子就到头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青石板是会裂的。
我站起来，走到御案前。案上堆着今天没批完的奏章，最上面那本是户部递上来的，说今年赋税又涨了，西边的流民越来越多。我拿起笔，蘸了墨，在奏章上写了一个“准”字。笔在我手里，道在我脚下。明天还要早朝，那些男人还会跪在那道裂痕上，继续山呼万岁。而我会坐在龙椅上，继续批奏章，继续握着这支笔。
我坐在铜镜前。铜镜很旧了，边缘磨出了好几道划痕，映出来的脸被划痕割成好几片。我伸手摸了一下镜面上那道最深的划痕——是先帝留下的。他以前每天早上坐在这面铜镜前，用同一把木梳梳头，梳齿刮过铜镜边缘时留下这道划痕。他走后我没有换镜子，把铜镜搬到了自己寝殿。每天早上梳头时手指摸到这道划痕，就像他还坐在镜子里看我。
我把龙冠摘下来，放在镜台上。龙冠很沉，比我戴过的一切都沉——比我刚入宫时戴的才人花冠沉，比在感业寺戴的尼姑帽沉，比皇后的凤冠沉。凤冠上只缀九只凤，龙冠上却盘着一条五爪金龙，龙口衔着一颗夜明珠，珠子在铜镜里泛着极淡的荧光。我把龙袍脱下来，挂在屏风上。屏风是旧的，上面绣的龙纹已经褪色了，边缘磨出了毛边，是先帝在时就用过的屏风。他走后我没有换，只是把凤袍换成了龙袍。龙袍很重，金线绣的龙纹压在肩膀上，每天下朝之后肩胛骨都在隐隐发酸，和当年在感业寺里跪在蒲团上膝盖先疼后麻最后习惯了是同一份酸楚。
铜镜里映出一个老妇人，头发全白了，脸上全是皱纹。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上有好几道旧茧，是握笔磨出来的，中指第一关节侧面那块最厚，每次握笔时都先碰到纸。指节微微变形，是批奏章批的，右手中指已经弯了好些年了。指甲缝里有极淡的墨渍，洗了好些年了都没洗掉，每次洗到指甲缝时都能闻到极淡的墨香。他说墨是天下最干净的东西，比血干净，比泪干净，比所有说不出口的话都干净。那是我第一次跪在含元殿外听遗诏，额头贴着冰冷的青石板，和我今天早朝听到的那些膝盖磕地的声音是同一道回声。唯一的区别是，他们今天跪的丹墀上，已经裂了一道缝。而我还活着。跪着的人换了，站着的人还是我。
值了。我闭上眼，又睁开。从袖口里掏出那支秃笔，放在笔山上。笔杆上的漆早就磨光了，握笔握了好些年了，笔杆上全是我的指印。我用这支笔废了我的儿子，贬了我的政敌，杀了我最信任的大臣。这支笔比刀更狠，因为它写的每一个字都咬死在因果链上。我没有篡夺李家天下——李家没有人能扛住，我扛住了。我扛了好些年了，现在还扛着，明天还要继续扛。
我站起来，走到御案前。案上堆着今天没批完的奏章，最上面那本是户部递上来的，说今年赋税又涨了，西边的流民越来越多。我拿起笔，蘸了墨，在奏章上写了一个“准”字。笔在我手里，道在我脚下。明天还要早朝，那些男人还会跪在那道裂痕上，继续山呼万岁。而我会坐在龙椅上，继续批奏章，继续握着这支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