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阜康钱庄出来，天刚擦黑。雨停了，屋檐还在滴水，一颗一颗打在石板缝里，声音极轻，像在数这城里的债。我披着旧袍，袖口微湿。怀里揣着一本薄账，不是总账，是一本小账——上面记着几个掌柜的生日，几房太太的忌讳，几位师爷抽什么烟、喝什么茶。
做生意，先做人。人做好了，钱自己会来。这是我从跑街时悟出来的理。那时我十六岁，跟着金华帮的人进杭州，肩上搭着个蓝布包袱，见谁都得矮三分。可我眼睛没矮。我看人，看他们的手，看他们走路的急缓，看他们递银子的姿态。有人递银时手抖，是怕；有人递银时手重，是显；有人递银时先看左右，是私。把“怕”的人扶起来，把“显”的人哄舒服，把“私”的人捏住把柄。这三样，就是生意的根。
如今我坐阜康，杭州城一半的钱庄，见了我都得叫一声“胡掌柜”。可我不飘。飘起来的人，离摔就不远了。我照样每天自己看账。账本上的字密，墨色还新。我一行行看，看到“王有龄”三个字，手指停了停。王大人生前，常常半夜差人取现，从来只拿一半，说留一半给钱庄生息。他刚走那年，我本可以跑。钱庄的银子流水一样，哪挤得出大宗。可我不跑。跑了，这辈子就只剩命，没了人。
我站在天井里，抬头看天。天灰，有云，像铺了一层没洗净的墨。我忽然想去王有龄的坟前坐坐。他是我命里的贵人，也是我命里的债。帮他，我不问值不值。有些债，不是算盘打出来的。
第二天，我去了船埠。左宗棠的粮船要过钱塘江。我备了茶叶、咸鱼、几坛绍兴酒，送过去。师爷说，大帅不在。我说，不在也无妨。我把东西卸下，又递上一只小木匣。匣里是一叠银票，外加一张纸，纸上写着：胡光墉，愿助军粮三千石。师爷愣住。我笑，说阜康钱庄没别的大本事，只懂两个字：救命。大帅在西北打仗，缺粮，是官家的事。可西北缺粮，也是天下的事。天下的人，总得有人先站出来。我先站。不是逞能。是我知道，这世道，最稳的靠山，从来不是山，是你在别人最难时递过去的那口粮。
后来西征粮饷的事，绕来绕去，总绕不过阜康。我不赚断头钱。我赚的是长命钱——让左大人能打仗，让粮商能回本，让钱庄能转开。三方咬在一起，谁也别想咬谁。我像棵树，根扎在杭州，枝子伸进官场，叶子落在码头、茶庄、当铺。树不动，风却为我动。风就是人心。人心一动，银子就跟着流。
夜里回到钱庄，我照旧自己磨墨。墨在砚里，转得慢，沉得稳。我提笔，把小账又翻了一遍，添上一笔：某掌柜，好赌，近日手气差，恐有亏空。写完，把笔搁下。天井外，有蝉开始叫。叫得懒，一声拖一声，像这杭州城的夏夜，热得人发困。我倒一杯凉茶，喝着。茶是苦的，落进肚里，像把这条官道上的尘土，都压下去。我想，人这一辈子，能像棵树，就不亏了。风来，我在；雨来，我在。等哪天风停了，根还在土里，还能再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