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范仲淹。我在应天府书院的第三年，冬天特别冷。窗纸是破的，风从窟窿里钻进来，像有人拿小刀在脸上刮。我每天早起，舀一瓢井水，缸沿上结着一层薄冰，手伸进去，冰碴子在指缝里碎，凉得人骨头都打颤。
我把隔夜的粥倒出来。粥在瓦盆里冻成了一块，表面结着一层米皮，灰白色，硬邦邦的，像块石头。我拿小刀在粥上划十字，一刀下去，粥块裂成四瓣。刀尖刮过瓦盆底，发出尖尖的响。我把其中一块拨进碗里，剩下的留在盆里。咸菜是母亲托人捎来的，黑乎乎的，切碎了，我数着吃。一口粥，一口咸菜。粥在嘴里慢慢化开，凉，涩，后味有一点点米香。我嚼得慢，嚼得细，像要把每一粒米都嚼碎，才咽下去。
同窗里有人看不下去。一个富家子端着一碗羊汤过来，汤面上浮着厚厚一层油花，热气扑到我脸上。他说：“范希文，你天天吃这个，能读进去吗？”我抬头看他一眼，没说话，继续嚼我的粥。他说：“吃我的吧。”我把最后一口粥咽下去，喉结上下滚了一下，说：“这粥很甜。”他愣了，把羊汤端走了。其实粥不甜。但我知道，今天吃了羊汤，明天这粥就咽不下去了。
夜里，油灯点不起，我搬个小凳到院子背风处，就着雪光看书。雪光映在纸页上，字有点虚。我把脸凑近，墨字慢慢清楚起来。手指冻得僵，翻一页纸要分开好几个指头，像掰干硬的树枝。脚在布鞋里已经没了知觉，像两块石头。我把书放在膝盖上，搓了搓手指，哈了口气，白气在雪夜里散得很快。我读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手指在“大任”两个字下面停了一下。我笑了一下。不是苦笑，是真的笑。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降的？命都薄成一张纸了，风一吹就透。可纸透风，字却不透。我就是要在这张薄纸上，把字写到底。
后来我去泰州修海堤。海边的风又湿又咸，带着烂泥的腥气。我赤脚踩在滩涂上，脚底陷进泥里，泥里混着贝壳和碎石，硌得脚心发麻。浪从远处推过来，白色的浪线越来越近，最后撞在脚踝上，水花溅起，凉得我整个人一激灵。我带着民夫挑土，一担一担往堤上堆。堤是新筑的，土是海边的烂泥，刚堆上去，浪一打就塌下去一半。有个老民夫蹲在塌口旁边，手指插在泥里，不说话。我走过去，蹲在他旁边，也把手插进泥里。泥很凉，很滑，从指缝里往外冒。我说：“塌了，就再筑。”他说：“范大人，这堤能修起来吗？”我说：“能。”其实我心里也没底。海太大，人太小。但堤不能停。停了，海就赢了。海赢了，老百姓就得死。
我在海边待了几年。皮肤被海风吹得又黑又粗，手上全是裂口。裂口里灌进海水，疼得人半夜睡不着。可海堤慢慢起来了，像一条黑色的石龙，从南到北，把海挡在外面。我站在堤上，风从海上刮来，我张开胳膊，袍子被吹得鼓起来，像个风筝。我没飞起来，但我的命钉在了这条堤上。
庆历年间，我在朝里搞新政。我写《答手诏条陈十事》，十条，一条一条列出来。皇帝在御案前看，我在下面站着。他看完，说：“范卿，这十条，条条都要得罪人。”我说：“臣不怕得罪人，只怕天下人活得太苦。”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朕准了。”新政推行那年，满朝风雨。弹劾我的折子像雪片一样飞进宫里。我不看，也不辩。我知道自己会倒，像海堤会塌，像粥块会裂。可我知道，只要做过一次，这土的下面，就长出了根。
我最后一次写文章，是在邓州。滕子京从岳阳来信，说要重修岳阳楼，请我写记。我坐在书桌前，窗外下着雨。雨点落在瓦上，沙沙响。我提笔，先写了“庆历四年春”。墨落在纸上，很黑。我写着写着，想起应天府的雪，想起泰州的海浪，想起朝堂上的风。我的手指很凉，像当年在雪地里翻书。最后我在纸上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完，我放下笔。笔尖在砚台边轻轻磕了一下，像敲了一声钟。
外面雨停了。我把窗推开，洞庭湖的水气扑进来，凉丝丝的，带着湖水的腥香。我闭上眼睛。这命，苦过，累过，也活过了。忧乐二字，是我自己选的。茶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