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曾国藩。湘军初建那年，我坐在长沙城南的一间旧祠堂里。天刚下过雨，祠堂里的青砖地潮乎乎的，一踩一个印。条案上铺开一卷军规，墨迹还没全干。我用手指在最后一条上压了压，纸有点阴，字迹给压得微微晕开。那条写的是：“扎营须择高燥之地，挖壕筑墙，昼夜严防。”没人会注意这一条，但我心里清楚，湘军能活到最后，靠的就是这一条。
我四十岁那年开始练兵。兵是从湘乡、宝庆一带招来的山民，脚底板厚，嗓门大，性子野。我给每人发一把锄头、一把刀。他们说：“曾大人，我们是来打仗的，不是来挖沟的。”我蹲下身，用手指在泥地上画了两道线，一道是壕，一道是墙。画完，抬头说：“敌人来了，不挖沟，你就站在野地里给他射。挖了沟，他射不着你，你再拿锄头出去敲他脑壳。”他们不说话了，第二天全扛着锄头去挖沟。后来湘军走到哪里都挖沟。安庆城外，壕沟挖得跟城河一样深，天京外面，壕沟一圈套一圈，把城池活活勒死。太平军叫我们“土龙”。我不恼。土龙好。土龙吃泥，慢慢往前拱，拱到城墙底下，城就塌了。结硬寨，打呆仗，就这么打出来的。
咸丰六年，我困守江西。那年冬天，粮饷断了。淮河来的兵不是我的，我也不是皇帝，我说话没人听。我披着一件破棉袍坐在帐子里，手指冻得僵，翻一页书要捻半天。外头有亲兵在烤火，火光从帐缝里漏进来，把我的影子投在帐布上，一晃一晃。我老婆从老家写来信，问安。我提笔回信，写了三个字：“尚能饭。”写第四个字时，笔头结冰了。我呵了口气，把笔尖在嘴唇上焐了焐，又写：“然心苦。”那晚雪下得大，我半夜出帐解手，踩在雪里，雪没到脚踝。天上没月亮，雪光映得满世界白。我站在雪地里，忽然想，我到底在干什么？太平军打不下，皇帝不信任，同僚排挤，粮饷不继。我一死，湘军就散。我不死，湘军还能活。我解完手回帐，把《治心经》翻出来，在灯下抄了一段：“大丈夫当死则死，不当死则不死。”抄完，手不抖了。
打天京那几年，我老了。左眼几乎失明，右眼也看不大清。每日早起，得先把眼屎用温水慢慢敷软，才能撑开。夜里看地图，得把灯凑得极近，烛火烤得我半边脸发烫。部下见我辛苦，劝我多歇。我摆摆手，说：“你们练的是兵，我磨的是骨。”我让工匠打了一副铁疙瘩，放在手里转。那是淮军那边传过来的玩意儿，叫什么健身球。两个铁球在掌心里转，骨碌骨碌响。我一边转，一边看地图。地图上的天京城，被我们的壕沟一圈一圈围死，像一只被蛛网勒住的蛾子。我盯着它，手指里的铁球转着转着就停住了。我知道城破不远了。破城那天，我站在天京城外，天上下着小雨。城里火起，浓烟从城头滚下来，几百米外都能闻着焦糊味。我背过身去，对部下说：“约束诸将，勿杀良善。”说完，把脸转开。雨落在我的帽檐上，一滴一滴往下掉。我的手指在袖口里攥紧了，又松开。
我这一生，结硬寨，打呆仗，用最笨的规矩磨死了最疯的敌人。有人说我忠，有人说我狠。我不解释。我只知道，人想成事，得先让自己变成一块石头，再把自己磨成一把刀。刀在鞘里不响，出鞘时，就得见血。可我这一辈子，最拿手的不是杀人，是写家书。我在信里跟我儿子说：“读书明理，勤俭自持。”我老婆笑我啰嗦。我也笑。人越老越啰嗦。但家书还在。规矩还在。茶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