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的第一天，我在出租屋里睡了十四个小时。醒来时天已经黑了，窗帘没拉，远处的霓虹灯透过缝隙在地板上投出一条细长的光带。我盯着那条光看了很久，试图确认自己回到了正常的世界。
冰箱里只剩半盒牛奶和两包速食面。我热了牛奶，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把音量调到最大——新闻频道正在播深圳的高温预警，主持人语速很快，声音洪亮而确定。活人的声音。真实的声音。
我喝着牛奶，低头看了一眼右手腕。
印记还在。比昨天淡了一些，但边缘更加清晰了，像是用极细的毛笔蘸着朱砂描过一遍。我试着用指甲刮，刮不掉。用酒精擦，不褪色。用热水泡，纹丝不动。
我放弃了，关掉电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睡着的时候大概是凌晨两点。
梦里没有深圳的高楼大厦，也没有石溪村的稻田竹林。我站在一座城市里——一座完全由纸糊成的城市。
街道是灰白色的，地面平整得像裁切过的纸。两侧的房子是纸扎的——两层小楼，飞檐翘角，门窗都是画上去的，却栩栩如生。屋顶铺着瓦片状的纸片，一层叠一层，在看不见的风中微微颤动。
街上的行人全是纸人。
它们穿着各色衣服，走路的姿势笨拙而整齐，像提线木偶。有的在买菜，有的在聊天，有的推着纸糊的自行车。但它们的脸——
全都没有眼睛。
不是蒙着红布，不是被挖掉了，而是根本不存在。面部是空白的，光滑的，像一张等待落笔的白纸。它们行走、交谈、做着各种日常的动作，但那些空洞的面部让人毛骨悚然——你永远不知道它们在"看"哪里，或者说，它们是否在"看"。
我站在街道中央，周围是来来往往的纸人潮。没有人注意到我——或者说，它们注意到了，但不在乎。一个纸人从我身边走过时，我闻到了那股熟悉的气味——浆糊的酸甜味、陈竹的霉味、颜料和桐油。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手是真实的，有血色，有温度。但在纸做的世界里，我的手显得格格不入——太粗糙了，太"活"了。
"你是新来的？"
声音从身后传来。我转过身——
一个纸人站在我身后。它和其他纸人不同：它的脸上有五官，有鼻子有嘴，甚至能看出表情——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但它的眼睛依然是空白的。
"你是谁？"我问。
"我是守街的。"纸人说。它的嘴巴在动，但声音不是从嘴里发出来的——更像是从纸的内部传出来的，闷闷的，像隔着一层棉布在说话。"你是沈家的？"
"你怎么知道？"
纸人没有回答。它抬起手——一只用竹篾扎成骨架、糊着白纸的手——指向街道的尽头。在那里的地平线上，有一座巨大的建筑，形状像是一座塔，又像是一座牌坊，通体白色，在灰色的城市里格外醒目。
"去那里，"纸人说，"找到点睛的人。"
"什么点睛的人？"
纸人没有再说。它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像被水浸湿的宣纸，颜色一层层褪去。几秒钟后，它完全消失了，只留下空气中那股浆糊的味道。
我独自站在纸城的街道上。四周的纸人依然在行走，脚步声整齐划一，沙沙沙沙，像无数张纸在同时摩擦。
我朝着那座白色建筑的方向走去。
走了多久我不知道。纸城似乎没有距离的概念——每一条街都长得一样，每一栋房子都长得一样，每一个纸人的背影都长得一样。我试过拐弯，但拐弯之后依然是同样的街道、同样的房子、同样的纸人。
直到我看到了那具轿子。
它停在街道中央，没有轿夫，孤零零地搁在那里。是一顶纸扎的轿子，朱红色，四角挂着流苏，轿帘垂着，遮住了里面。
我走近它。轿帘上画着缠枝花纹，用的是金粉，在纸城灰白的光线下微微闪光。我伸出手，碰了碰轿帘——
冰凉。不是金属的凉，而是纸张特有的那种凉——干燥、轻薄、几乎没有重量感。
轿帘动了。
不是风掀开的。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推。
我猛地后退一步。
轿帘缓缓拉开。从缝隙里伸出来一只手——灰色的对襟褂子的袖口，干瘦的手腕，指关节突出。
我认出了那只手。
爷爷的手。
轿帘完全拉开了。轿子里空无一人。那只手悬在空中，五指张开，掌心朝上，像是在等什么。
然后它开口了。
不是爷爷的声音——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年轻、清脆，带着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甜腻：
"灯儿，来。让奶奶给你画眼睛。"
我惊醒。
深圳的夏天闷热潮湿，汗水把床单浸透了。我大口喘气，心跳快得几乎要撞碎肋骨。窗外天已经亮了，阳光从窗帘缝隙挤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道的金线。
我坐起来，双手撑在膝盖上，等心跳平复。
手腕上的印记在晨光中泛着淡淡的红色。我盯着它看了很久，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印记的形状，像极了一根竹刀的刀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