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厂出事了！”
公交站牌下，一个中年男人扯着嗓子喊。晚棠刚挤下车，这话像根针，直直扎进耳朵里。她愣住，转身就往家属院跑。
胸口喘得发疼。
三楼，自家门前。门没锁，推开就是一股烟味。呛人。
周建国坐在藤椅里，背对着门。茶几上的烟灰缸堆成了小山，几个烟头还冒着细烟。陈秀兰坐在旁边矮凳上，手里捏着针线，半天没动。
“老周，别抽了。”陈秀兰声音很轻，“肺还要不要了？”
周建国没回头。
晚棠走到母亲身边：“妈，怎么回事？”
陈秀兰叹了口气，朝丈夫背影努努嘴：“补偿金。说好的数目，今天发到手，少了一半。”
晚棠心里咯噔一下。
藤椅吱呀一声。
“厂里说账上没钱。”周建国开口，嗓子哑得厉害，“原先承诺的给不了，只能先发这些。剩下的……等以后。”
“以后是什么时候？”晚棠脱口而出。
周建国没答。他掐灭烟头，又去摸烟盒。空了。捏扁了扔进烟灰缸，哐当一响。
“三十几个人，都签了。”他慢慢说，“老王，老李，吴德水——你吴叔，都签了。我要是不签，显得我多特殊似的。”
晚棠咬住下唇。
脑子里飞快地转。补偿金少一半，父亲退休后的保障打了折扣。但换个角度——这或许是个机会。厂里理亏，父亲是老技术员，也许还能争一争。
“爸。”她蹲下身，声音放轻，“要不您去找领导谈谈？”
周建国愣了一下。
“您技术好，厂里那么多机器都是您修好的。领导应该知道您的价值。”晚棠斟酌着字句，“现在补偿金说少就少，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您去说说，也许……”
“也许什么？”周建国打断她，嘴角扯出苦笑，“晚棠，你不懂。厂里现在什么情况？效益不好，上面压着要精简。我去谈？谈我技术好，所以该多给我钱？那别人呢？”
他说着咳嗽起来。
陈秀兰赶紧倒水递过去。周建国接过，握在手里没喝。
“爸，我不是这意思。”晚棠急忙解释，“厂里这样做不合规矩。答应的数目，白纸黑字，怎么能说变就变？您去反映情况，是为这批退休的工人讨公道。大家都不说话，厂里就更觉得好欺负了。”
周建国沉默了很久。
客厅里只有挂钟在滴答走。窗外的阳光斜射进来，照在烟雾上，灰尘在光柱里浮沉。
陈秀兰看看丈夫，又看看女儿，欲言又止。她重新拿起衬衫，针线穿过布料，嗤嗤轻响。缝了几针，又停下。
晚棠蹲得腿麻，没动。
她在等。
过了好一会儿，周建国长长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极深，带着烟味，带着疲惫。
“算了。”他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决，“不去了。”
“爸！”
“丢不起这个人。”周建国摇摇头，把水杯重重放在茶几上，“我去找领导，说什么？说我缺钱？说我家里困难？晚棠，爸这辈子没求过人。在车间干活，靠的是手艺，不是嘴皮子。现在退休了，更不想低这个头。”
他说完站起身，藤椅又吱呀一声。背对着女儿，看向窗外。院子里那棵凤凰花树红得刺眼。
“签了就是签了。”他走向阳台，背影佝偻着，“厂里困难，我知道。这些年，我看着它从兴旺到衰落，心里有数。现在这样……算了。”
玻璃门拉开，又关上。
晚棠站起来，腿麻得趔趄。陈秀兰扶住她，摇摇头。
“别劝了。”母亲低声说，“你爸就这脾气。认死理，要面子。”
“可是妈，补偿金少了一半……”
“家里有我。”陈秀兰打断她，声音突然坚定起来，“妈还能做衣服。这几天接了几件活儿，钱不多，但慢慢来。日子总能过下去。”
晚棠看着母亲。
陈秀兰眼睛很亮，眼角鱼尾纹在光里清晰可见。但眼神里有种东西，是晚棠很久没见过的——那种年轻时在服装厂当骨干的劲儿。
她鼻子一酸。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
笃笃笃，三下。
晚棠转身去开门。外面站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白衬衫，头发梳得整齐。脸上带笑，但那笑有点浮。
是堂哥周志远。大伯陆德明的儿子。
“二婶，晚棠。”周志远笑着打招呼，眼睛往屋里瞟，“二叔在家吗？”
“在。”
“我爸让我来的。”周志远走进客厅，目光落在阳台那个背影上，“二叔，我爸让您明天过去一趟。说是有好事，要跟您商量。”
阳台上的背影顿住了。
周建国慢慢转过身，隔着玻璃门看着侄子，眉头皱紧。
“好事？”他问，声音透过玻璃门，有点闷。
“对。”周志远点头，笑容灿烂，“具体什么事，我爸没说。但肯定是好事。您明天上午过去吧，在家等着您呢。”
他说完，寒暄两句，转身走了。
门关上，客厅重新安静下来。
晚棠站在门口，心里那股不安又冒了上来。大伯家突然来叫，还是“好事”——在这个节骨眼上？
她回头看向父亲。
周建国还站在阳台，背对着客厅，一动不动。窗外那棵凤凰花树，红得像是要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