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半，天还黑着，林秀芬就醒了。
昨晚躺下后想了很多，关于城管，关于证，关于明天还要不要去。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梦里都在踩缝纫机，哒哒哒的声音响了一夜。醒来的时候窗外一片漆黑，她躺在床上没动，脑子里过了一遍今天要带的东西：粉笔、剪刀、针线盒、布卷。上次忘带水，今天得带上。
六点出门，天边刚泛起鱼肚白。秋天的早晨有点冷，她穿了件暗红色的夹袄，这是结婚那年买的，穿了二十年，洗得有点发白，但厚实。
夜市还是那个位置，她把缝纫机搬下来，支好。旁边烤串的还没来，只有卖豆浆的推着车经过，喊了一声“豆浆——油条——”。她把家伙什摆好，站着等了一会儿。早上没什么人，都是赶着上班的，没人停下来。
没关系，昨天也是下午才开张的。
九点多来了第一个客人，是个中年男人，提着一条裤子，说要截边。她接过来看了看，裤脚磨破了，确实该截。问了多少长度，用粉笔画了线，说十块。男人嫌贵，砍到八块。她没说话，接了活。
针脚走得很顺。二十年的手艺，不是白给的。年轻的时候在纺织厂做挡车工，三千转的机器她一分钟踩六十下不出错，现在踩缝纫机更是小菜一碟。
男人拿了裤子走了，给了八块钱。她把钱叠好，放进裤兜里。早上就开了张，挺好。
十点多又来了一个，是昨天那个改裤脚的女的，这次拿了两件衣服来。
“你还会改衣服？”
“会。”
“帮我看看这件能不能改成童装，我儿子的，穿不了了。”
林秀芬接过来，是件成年人的衬衫，藏蓝色的，面料不错。她比划了一下，大概能改成小孩的尺码。
“能改。二十。”
“这么贵？”
“收边费工夫。”
女人犹豫了一下，把衣服放下了。“我考虑一下，下午再来。”
她没强求。继续等下一个。
十一点左右，太阳有点晒了。她抬手擦汗，抬头看了看天。万里无云，是个好天。这样的天逛街的人多，生意应该会好一点。
正想着，余光又扫到远处有人走过来。还是那两个城管，一老一少，沿着管理通道走，手里拿着小本子。
她心里一紧，手里的活停了一下。不是刚来过吗？怎么又来了？
但这次她没跑。不是不想跑，是腿没动。昨天的腿软还没缓过来，今天干脆就不动了。
两个城管走到跟前，年纪大的那个看了她一眼，又看了一眼旁边烤串的摊位。烤串的黄毛正好在，正在摆炭火，抬头看了一眼，继续忙自己的。
“有证吗？”
还是那个问题，声音都一样。
她张了张嘴，想说有，但说不出口。谎话说不利索，这是她的毛病。
“没有。”声音比昨天稳了一点，可能是习惯了。
年轻城管皱皱眉，看向搭档。年纪大的那个没说话，背着手看了一会儿旁边的烤串摊，又看回来。
“算了，走吧。”他说，语气淡淡的，“一个新来的，不容易。”
两个人转身走了，背影很快消失在人群里。烤串的油烟还在飘，旁边摊位该卖的卖，该吆喝的吆喝，没人注意到这边发生了什么。
林秀芬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那条裙子，布料有点发凉。
夜市的灯光是昏黄的，带着一种粗糙的温暖。有人在小摊前挑东西，有人在路边吃小吃，有情侣牵手走过，也有抱孩子的妈妈匆匆赶路。这个城市刚刚从午后的慵懒中醒来，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活，开口还没锁完，针脚停在半路。刚才城管过来的那几秒钟，她大气都没敢出，现在才敢喘气。
腿还是软的。
旁边烤串的黄毛看了她一眼，笑了笑：“大姐没事，他们不抓女的。”
“真的？”
“真的。我摆三年了，没见过抓人的。”他把烟从耳朵上拿下来，点上，吸了一口，“不过你最好去办一个，万一哪天换人了呢。”
她没说话，把手里的裙子继续锁完。针脚落下去，一针一针，都是实的。
下午又做了两单。五点多收摊，推着缝纫机往回走。路上算了算，一天下来大概赚了六七十块，比预想的多。
回到出租屋，女儿还没放学。她把缝纫机搬上楼，放在墙角，打开窗户通了通风。坐在床边发了会儿呆，想的是另一件事——明天还去不去？
不去不行。不去吃什么？喝什么？
但万一再来怎么办？那个年轻的还会不会这么好说话？下次还能不能蒙混过去？
这些问题在脑子里转了一圈，她没想出什么答案。但已经决定了要去，不去不行。
窗外，天色慢慢暗下来，路灯亮了。对面楼栋里飘出炒菜的香味，有人家的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听得见新闻联播的开场音乐。
明天会是新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