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作者还应该注意一个问题，作者的思想问题，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态度问题，这里说的历史人物一般是指很有名气的历史人物。
一般来说，每个时代对这些历史人物是有官方定论的，前面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但是明显压不住文人们的这种热情，是个文人就一定有这个毛病，就是喜欢对定论提出异议，特别是历史定论。
这一点甚至是中国人的毛病，中国人的历史知识太丰富了，缘于中国历史太丰富了，谈论历史，挑历史的毛病，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爱好。
绝大多数西方人根本没这能力，西方在历史资料方面的匮乏使得西方对自身历史的描述比较一致，因为就那几本历史书，没有更多的文献来印证，也挖不出像样的文物、文献来支撑那几本书。
现在西方浩瀚的历史书籍都是从那几本派生出来的，那几本书的真实性另说，反正就那几本。
这样的话，西方历史脉络就比较简单且固定，西方民众没有能力对自身历史提出疑问，这个扯远了，这属于西方伪史论范畴，请参看本书前面部分。
大多数中国文人往往还是小小心心的在提出疑问，个别人胆大，那是个别，常常胆大得非常搞笑，大多数文人对历史的提问还是比较稳重，反正提意见是文人的习惯和爱好。
文人们对历史提出异议的时候往往喜欢与现实结合起来，这麻烦了，很多文人因此遭到不测，甚至小命不保，当然这主要是指历史上的文人，今天的文人在这个问题上要幸福得多。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随时代在变的，有时，变来变去还是会回到一个共同的认知，就拿孔子和孟子来说，孔子的家庙被砸过，孟子被移出过文庙，墨子显学一时，然后没人再提，现在又来恢复。
似乎只有法家人物，从产生到现在就一直是争议不断，争了两千多年，随便争，随便论，对法家人物的争论，好像问题不大，反正他们的方案一直在贯彻执行。
文人们对此的争论和热情也一直不减，这既是文人们的天下情怀，也是文人们的一个特质。
文人就是喜欢找茬儿，找其他文人的茬儿，找国家的茬儿，找政府的茬儿，这主要是因为文人喜欢涉政，这和中国文化密切相关，是个文人就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从个人到家庭到国家到天下，这决定了文人最终必然涉政，文人涉政的本意是想把国家搞好，让天下人过上好日子，那么这就要求政策要好，而政策是受当时文化影响的。
这么说来，文人的涉政热情就好理解了，文化的大方向从来都是由文人给出，文人之间的争论实际是文人们思想的对抗，说来还真就是内伙子在相互争论。
人们一旦认可了某个文人的思想，认可的人越来越多，这种思想就会流行起来而成为文化，所以，文人的思想影响着社会的走向，而社会的走向和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
只要谈到国家就一定涉及到政治，于是，文人们不自觉的就在涉政，文人们不仅给出自己的涉政方案，还对其他文人的涉政方案指指点点，这样，文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讨论其他文人，其实是在讨论国家大事，这就是刚才说的，是文人的天下情怀所在。
这件事没有人能挡得住，是个文人必须入坑，没入坑的人是思想还没达到，此时，跳进坑里的人，才能显示出思想的深邃。
坑上面的人要么意识不到这坑有多深，要么猜这坑很深而不愿意入坑，主要是他们意识不到这坑多么有趣，可能下意识里认为这坑很危险。
确实，是个坑就有一定危险，关键看你怎么操作，有人操作不当，有人正常操作，总之，坑里的乐趣只有坑里的人知道。
坑下面的人的工作在左右坑上面的人的生活，这是一种责任感，再大的风险也有人入坑去干，孟子进出文庙那次是个例外，文人们拼死阻止了上意，文人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怕死的群体，但是，文人一旦不怕死，那气概有点吓人。
文人有对其他文人品头论足的爱好，这一点和家庭妇女们的爱好是类似的，只是爱好的方向不一样，文人们的这个爱好危险得多，还好，当今时代是中国有国家历史以来言论最自由的时代，所以，当今时代文人们对历史的异议，对历史人物的异议天天都有，怪象百出。
应该庆幸生在这个时代，不过，文人们也应该注意一下，文人终究是少数人，每个时代都是少数人领着多数人在跑，所以文人的言论要注意影响，有些异议不宜在公开场合表达，公开表达还是应该以教科书和官方认证为主。
对此，总有一些文人很难做到，找历史人物的茬儿是他们的追求，当大家公认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有人就想找点这个历史人物的不一样来表现自己很不一样，自己能对权威提出质疑，那是值得陶醉的。
我们现在有时嘲笑民国时期的一些大名鼎鼎的文人对历史人物乃至对历史的质疑，他们水平挺高的，但他们也没忍住，他们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但他们留下的文化烂摊子我们现在还在清理。
大殖子就是他们言论的直接遗存，他们本身也成了大殖子，当时那批大殖子比现在的大殖子殖多了，差不多只要是中国的，他们都反对过，今天的大殖子再怎么折腾也没那个胆儿。
关键是当时的这种影响不仅仅在学者当中流行，也在人民当中流行，科学上的差距是看得到的，文化上对自身的全盘否定，那就完了，那就没有未来了。
好在中国文化的韧性强，总有一批人在坚守阵地和纠正错误，一种不良心态上升为文化，纠正起来相当难，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不是一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