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锐被带进审讯室的时候，江城下起了雨。
不是那种倾盆而下的暴雨，是春天特有的细雨，细密绵长，打在窗户上几乎没有声音，只在玻璃表面留下一层水雾。审讯室的白炽灯冷白刺眼，照得墙壁上的瓷砖反射出青灰色的光。苏锐坐在讯问椅上，双手平放膝头，身姿端正，像是在等一场已经准备了很久的面试。
陆垚坐在他对面。盛夏负责记录，笔记本电脑的键盘声在安静的审讯室里格外清晰，像一只啄木鸟在远处敲树干。老周没有进来，他站在单向玻璃后面，手里端着一杯已经不冒热气的茶。
陆垚把物证照片一张一张排在桌面上。藤蔓样本。合金丝网残片。弹簧卡扣。鞋印比对图。陈敏的采购记录。每一张照片都套在透明证物袋里，按时间顺序排列，从半年前藤蔓筛选开始，到三天前程楠死亡为止。
苏锐看着那些照片，目光从第一张缓缓移到第六张。他的眼神没有躲闪，也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奇异的平静。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低沉，每个字都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捞上来的。
“从哪儿开始说？”
“从头。”陆垚说。
苏锐是一九九九年进的设计院。
那年他二十二岁，刚从省城建学院园林设计专业毕业，成绩中上，毕业设计的评语是“基本功扎实，缺乏创意”。他拿着这份评语跑了大半年招聘会，没有一家设计院要他。最后是程楠拍板把他招进来的。程楠看了他的毕业设计，只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苏锐记了十四年。
“你画的图，每一根线都是直的。”
苏锐当时以为是夸他严谨。后来他才知道，程楠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那不是夸，也不是贬。那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程楠招他，不是因为他有天赋，是因为他听话，画图细心，不会在图纸上留下歪歪扭扭的线条。
进设计院的头三年，苏锐做的是描图。描别人的设计稿，描程楠的草图，描完送审，审完退回，退回再描。他描了三年描图纸，描到闭着眼睛都能画出银杏叶的叶脉走向。但他没有资格在设计稿上署自己的名字。每一张从他手里出去的图纸，右下角的设计人一栏永远空着，审核人一栏永远盖着程楠的印章。
“那时候我每天晚上回到宿舍，洗完手上的墨渍，坐在床边看自己的手。”苏锐把手翻过来，掌心朝上，放在膝盖上。那双手在审讯室的白炽灯下显得粗糙而疲惫，指节粗大，指腹的老茧叠了一层又一层。“我想，描图也是做设计。描三年，描五年，总有一天他会让我画自己的图。”
第四年，程楠让他参与了第一个项目。
那是城东一个街边小游园的设计，面积不到三百平方米，种几棵树，修一条鹅卵石步道，放几张长椅。苏锐画了整个方案的初稿，熬了一个月的夜，每一棵树的品种、冠幅、分枝点都标注得清清楚楚。他把图纸交上去的那天早上，程楠坐在办公桌前，背对着他，把图纸翻了翻。
“鹅卵石步道的弧度不对。改。”
没有看他的脸。没有叫他的名字。连一个“苏”字都没有。只是背对着他，把图纸从肩头递过来。苏锐接过图纸的时候看见程楠的手指在图纸边缘留下了一个淡淡的墨渍。那个墨渍在鹅卵石步道的正中央，正好盖住了他画了整整两个晚上的花纹细节。
“我改了三遍。每一遍他都不满意。第四遍我问他，到底是弧度不对，还是整个方案不对。他背对着我说，你的问题不是画不好，是你根本不懂什么是设计。”苏锐的声音很平稳，平稳到盛夏敲键盘的手指停了一下。她抬起头看了苏锐一眼，然后继续打字。
那个项目最后用了程楠自己的方案。苏锐的名字出现在项目参与人员名单的末尾，排在绘图员和实习生的前面。那是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一份正式的设计文件里，在倒数第三行。
“我把那页名单复印了十几份，寄给我父母，寄给我大学的老师，贴在我宿舍的墙上。”苏锐的嘴角动了动，那不是一个笑，只是一个肌肉动作，“后来程楠路过我宿舍，看见墙上的复印件。他什么都没说。第二天我回宿舍，复印件没了。他让人撕掉的。理由是‘宿舍墙面上不得张贴非办公文件’。”
第七年，苏锐独立设计的园林项目获得了省级优秀设计奖。
颁奖典礼在省城，程楠作为设计院的代表上台领奖。他站在台上，手里拿着奖杯和证书，对着台下说了五分钟的获奖感言。他感谢了设计院领导的栽培，感谢了甲方的信任，感谢了施工方的配合。他没有提苏锐的名字。苏锐坐在台下第四排靠走道的位置，穿着唯一一件干净的西装，胸前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他等着程楠说出那两个字。等了五分钟。程楠从台上走下来，经过他身边的时候脚步没有停，连余光都没有往第四排的方向偏一下。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回宿舍，走了大概四十分钟。路上经过那个小游园，就是我第四年参与的那个项目。鹅卵石步道还在，我坐在长椅上坐了很久。”苏锐停了片刻，“我在想，步道的弧度到底对不对。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第十年，苏锐因长期伏案画图，脊椎出了问题。他请了半个月病假，在医院做牵引治疗。半个月后回来上班，发现自己的位置换了。从设计二组的办公室搬到了走廊尽头那间小屋子，挨着茶水间，窗户正对着一堵灰色的墙。他负责的三个项目全部移交给了新人。他的办公桌上多了一张便签，压在台灯底座下面，上面是程楠的字迹。
“回来后来我办公室一趟。”
他去了。程楠背对着他，把一堆图纸放在桌角。“这些项目的后续图纸你就不用画了。你先养身体。”
“我能画。”
“养好再说。”
苏锐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程楠的后脑勺头发很密，没有一根白发，和他二十年前刚进设计院时见到的程楠一模一样。他站在那里大概两分钟，程楠一直在翻文件，没有回头。他转身走了。那三个项目最后竣工的时候，设计人一栏写的是程楠的名字，辅助设计是那个新人的名字。苏锐的名字出现在致谢名单的末尾，和材料供应商的名字放在同一段。
“我的脊椎好了。但从那以后，我在走廊里碰见程楠，他会从我身边走过去。有时候说一句‘好’，有时候什么都不说。我站在那里，他走过去。我回头看他，他永远不会回头看我。从来没有。”
第十四年。程楠退休返聘，回设计院取旧图纸。
那天苏锐在走廊里远远看见他走过来。程楠穿着那件穿了十几年的深蓝色夹克，手里拎着公文包，步伐和从前一样快。苏锐站住了。他把手里的档案盒放在窗台上，整了整衣领，在程楠走近的时候开了口。
“程工。”
程楠从他身边走过。没有停步，没有转头，没有放慢。他的目光平视前方，像在丈量走廊的长度。苏锐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在走廊尽头拐了个弯，消失了。
“我站在那里站了大概五分钟。”苏锐的声音依然平稳，但每个字之间的间隙变大了，像一个人在走一座很长的桥，“然后我走回办公室，坐在椅子上，把面前那张图纸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我在上面画了一株藤蔓。画了三片叶子。然后把图纸折好，放进抽屉最底层。”
他停了很久。审讯室里只剩下空调出风的细微噪音。
“那天下班，我去了一趟城北的山里。在那边的崖壁上，有一种野生绞杀藤蔓。我站在崖壁下面看了很久，看它怎么缠树，怎么往上爬，怎么在树皮上留下印痕。我看了两个钟头。”
三年前的春天，苏锐开始做准备工作。
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山里挖藤蔓。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温室。他以设计院档案整理的名义，调取了温室全套施工图纸——建筑结构图、给排水系统图、照明系统图、温室智能控制系统图。每一张图纸他都复印了两份，一份放在档案室，一份带回家。
他花了三个月的业余时间，把每一张图纸都吃透了。他知道了射灯的角度调节范围、监控摄像头的巡检规律、门禁系统的刷卡记录间隔、玻璃幕墙的密封工艺标准。他画了一张温室的平面图，标注了每一个通风口的位置、每一个射灯的照射范围、每一处排水口的流量数据。后来陆垚在苏锐宿舍搜出的那张手绘地图，就是这三个月的工作成果。
“你为什么选择温室？”陆垚问。
“因为那是他最重要的作品。”苏锐说，“那株百年银杏，他移栽过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会死。他在这间温室里睡了三个月，每天晚上起来看温度计，给树干裹棉被。他这辈子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这么好过。我想让他死在那棵树下。”
第二步是合金丝网。
苏锐找遍了江城所有的五金市场，发现市面上的合金丝网规格都不对——要么太粗，会勒进树皮留下痕迹；要么太软，承受不住藤蔓的生长应力。他最后画了一份技术参数图，托妻子陈敏找合作厂家定制。参数包括：网丝直径零点五毫米，网孔间距两厘米，材质钛合金，抗拉强度不低于一千兆帕，表面哑光处理，颜色需与银杏树皮接近。
“你给陈敏的理由是什么？”
“温室养护工具。我告诉她，程楠让我负责温室的日常养护，需要用合金丝网加固树冠分叉。她信了。”苏锐停了一下，“不，她没有信。她只是没有追问。”
合金丝网用了两批才达到要求。第一批网丝直径零点八毫米，在树干上太显眼，苏锐拿回厂家返工。第二批在四个月后交货，各项参数合格。苏锐把这批丝网藏在宿舍床底下的行李箱里，外面裹了三层旧报纸。
第三步是藤蔓。
苏锐没有直接去山里挖。他查阅了省植物志，筛选了江城周边四种野生绞杀藤蔓，对比了它们的生长速率、趋光性、抗逆性和根系特性。他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做田野调查，在山里标记了十几处藤蔓生长点，用卷尺测量攀爬路径，用温湿度计记录小气候数据。
最后他选了城北深山里的一种野生绞杀藤蔓。这种藤蔓生长速率稳定在每天五到七厘米之间，强趋光性，受伤后会启动应激加速生长，根系耐切割。他不止选了品种，还选好了具体的植株——一共八株，生长在崖壁阳面，藤龄两年以上，藤蔓粗壮，叶色浓绿，根系发达。
他找到了陈敏。
“我需要你帮我筛选一批野生藤蔓。用于温室试验栽种。需要生长速率稳定、趋光性强、根系耐切割的品种。”
陈敏看了他很久。有多久，苏锐没有说。但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他在之前和陈敏的十八年婚姻里从来没有说过。
“这次很重要。程楠在看着。”
程楠在看着。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等了十四年，终于有一个机会让他看我了。陈敏沉默了很久，然后点了点头。她筛选了三批藤蔓，第一批生长速率不达标，苏锐在温室试了一个月后反馈说太慢。第二批趋光性不够强，弱光条件下生长方向不稳定。第三批全部指标达标。苏锐把这批藤蔓移植到温室通风口附近的花坛里，根系用营养土包好，浇了定根水，做了遮光处理。他用的理由是“试验外来品种的环境适应性”。没有人怀疑。温室里的所有人——保洁员张桂兰、夜班保安老徐、工程部的养护工人——都习惯了苏锐定期来温室做所谓的“品种观察”。他是程楠的下属，他来温室替程楠做事，在所有人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
第四步是射灯调试。
这是整个准备工作中最耗时、最考验耐心的一环。苏锐需要把二层观景廊上两盏射灯的角度向上偏移约十五度，让光束精准落在银杏树杈的凹槽处。他不能一次调到位，一次调到位会被发现。他用了三个月，分成十几次微调，每次在凌晨五点半到六点之间进行——这个时间段夜班保安老徐正在园区另一头的东南门做最后一轮巡逻，保洁员张桂兰还没有上班，温室的公共监控系统正处于凌晨自动重启后的冷启动延时。
他用了一把专用扳手，套在螺丝上每次只拧小半圈。拧完之后在笔记本上记录当天的角度数值和藤蔓生长方向的偏移量。陆垚后来在苏锐宿舍搜出的那本笔记本里，有整整三十七页记录的都是这些数据。每一页都按日期编号，每一个数字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射灯角度的最终精确值，是他在第三十七次调试后才确定的——光束落点与银杏树杈凹槽中心点的偏差不超过两毫米。
“你测试了多少次？”陆垚问。
“记不清了。几十次吧。”
“射灯角度调好之后呢？”
“等。”苏锐说，“等藤蔓长到足够长。”
案发前三日，程楠告诉苏锐他要去温室检查银杏的生长情况。
苏锐知道时机到了。
三月十七日下午，程楠独自前往温室。监控记录显示他于十五点十二分刷卡进入，在温室内停留了约四十分钟，检查了银杏的生长状态，调整了树干固定钢索的松紧度，在笔记本上做了常规记录。十七点四十分，程楠离开温室，门禁记录显示他刷卡出门。但监控录像里的那个“出门”动作，刷卡人的身形姿态与程楠有细微差异，程楠习惯右手刷卡、左手推门，而画面里的人右手刷卡后用的是右手推门。技术科后来反复比对，确认那个时间段刷卡出门的人不是程楠。程楠根本没有离开温室。
那天傍晚，苏锐下班后没有回宿舍。他在设计院待到最后一个人走完，然后换上工作服，背上工具包，骑车前往植物园。他没有走员工通道，而是从园区北侧的应急通道进入。那道门没有门禁，只有一把老式挂锁。苏锐有一把钥匙，是两年前园区翻修时，他以“应急物资通道需要备份”为由从工程部领走的。领钥匙的登记表还在工程部的档案柜里，经手人一栏签着他的名字。
进入园区后他没有直接去温室。他先在工具房外面的水池边洗了手，用指甲刷仔细清理了指甲缝，然后戴上橡胶手套。他的工具包里装着一卷合金丝网、一把专用固定钳、一双鞋套，还有一把小型麻醉喷枪。那把喷枪是他在网上买的二手货，用于大型植物的移栽前麻醉处理——原理是对树干喷洒低浓度植物麻醉剂，减缓代谢速率，提高移栽成活率。苏锐买它的理由是“温室大型盆栽移栽需要”，购买记录留在他的网购账号里，时间是一年前。
二十一点十二分，程楠的感应卡再度被刷响，这次是进入——监控拍到一道人影从温室员工通道进入。身形与程楠一致，刷卡方式也是右手刷卡、左手推门。但他身后没有人。苏锐在十五分钟后进入。
苏锐从通风口的检修通道进入温室。这条路不在常规巡查路线上，连老徐巡逻时都很少走到这里。他沿着通风管道爬了大约七米，从观景廊背后的检修口钻出来。他站在二层观景廊的暗处往下看。银杏树在射灯的光束里安静地站立着，叶子在夜风里轻轻晃动。程楠正站在树下，仰头看树干上的固定钢索，手里拿着手电筒和记录本。
苏锐没有惊动他。他等了大概二十分钟。程楠检查完钢索，在记录本上写了最后一行字，然后把本子合上，手电筒夹在腋下，转身准备离开。就在他转身的那个瞬间，苏锐从他背后走过去。他走路没有声音——园林设计师常年穿软底鞋在温室和苗圃里行走，这是职业习惯。
麻醉喷枪的喷射距离是一米，最佳角度是后颈部。苏锐调试过这把喷枪的剂量，在宿舍的窗帘杆上绑了一个和程楠等高的旧枕头，反复练习了无数次。他不用看，闭着眼睛也知道喷射的角度、距离和力度。程楠在吸入麻醉气体后大约十秒钟失去意识，身体前倾，栽倒在银杏树下的泥地上。
苏锐把程楠拖到树下。合金丝网从工具包里拿出来，展开，覆上银杏树杈的凹槽。固定钳的钳口用橡胶包裹过，不会在金属表面留下划痕。他把丝网一层一层地铺好，固定点选在枝干背光面，即使白天也极难察觉。然后他回到通风口，从花坛里取来事先移植好的藤蔓。八株藤蔓的根系已经扎入培养土，藤蔓尖端朝向银杏树杈凹槽，沿着合金丝网的固定路径开始攀爬。
射灯在傍晚六点自动亮起。光束精准地落在树杈凹槽处。藤蔓的趋光性驱动它们朝着光束的方向生长。苏锐知道射灯会在凌晨十二点自动熄灭，也知道在灯灭之后，藤蔓的生长不会停止。它们已经把光源方向记录在细胞里了。它们在黑暗中继续爬行，一寸一寸地，朝着程楠的方向。
“你离开温室是什么时候？”
“凌晨一点左右。射灯已经熄了，我用小号手电照着最后检查了一遍丝网的固定点，然后从通风口原路退出。工具包清空，手套和鞋套丢进园区西侧的焚烧炉。那把麻醉喷枪拆成了五个零件，分别丢在五个不同的垃圾桶里。”
苏锐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和他在设计院介绍项目方案时没有任何区别。他从一个植物学实验的技术规格，讲到另一个技术规格，每一步都有数据，每一步都有记录。
陆垚把合金卡扣的照片推到苏锐面前。“这个东西呢？”
“弹簧卡扣。”苏锐看了一眼照片，“丝网和枝干之间需要固定点。卡扣是连接件。我让陈敏找厂家定制的，一次性使用，用完即断。一共用了十二枚。断面和残片会在藤蔓生长应力的拉扯下自然脱落，混在泥土里很难发现。”
“我们找到了一枚。”
“在东北角泥地里，对吗？”苏锐说，“那枚是最后一枚。上最后一枚的时候手歪了一下，卡扣弹开了。我找了一遍没有找到，天快亮了，不能再耽搁。我想它迟早会烂掉。没想到你们找到了。”
他的语气依然平静。不是那种被抓住把柄后的认命，而是一种意外的温和，像一个人费尽心思准备的礼物，终于在最后一刻被人拆开了包装。
审讯进行了四个多小时。苏锐对所有问题都回答得很清楚，没有一个地方含糊，没有一个细节说错。他配合的程度让盛夏在打字的过程中几次抬头看他，像是在看一个不太理解的东西。
陆垚合上笔录。该问的都问了。
“这套工具，你筹备了多久？”
苏锐想了想。“从开始画温室平面图算起，大概三年。”
“三年。”
“对。从二〇二二年春天开始，反复试验藤蔓生长速率、光源角度、固定方式。前期方案稳定性不足，一直没有实施。后来托陈敏定制了专属卡扣和丝网，一次性使用，用完即弃，不会留下多余痕迹。”
“程楠书桌抽屉里有一页旧书残纸，是不是你放的？”
苏锐的脸上骤然掠过一丝错愕。那是一整天审讯里，他唯一一次失态。那种错愕不是被戳穿的惊慌，而是一种更深的、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有人突然提了一个他以为这辈子都不会被问到的问题。
“是我放的。”他的声音变低了，像是从某个很远的地方收回来，“那是我的一本旧书。早年我把它拆了一页，放在程楠的案头。盼着他能偶然翻看。能多看一眼我的东西，哪怕只是一页无关紧要的残纸。”
“他翻过吗？”
苏锐缓缓摇头。他眼眶里有泪在转，但没有掉下来。他把头低下去，后脑勺那撮白发在白炽灯下格外刺眼。
“没有。从来没有。他的眼里从来没有我，连一丝余光都不曾给过。”
陆垚看着他。审讯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空调出风口的叶片轻轻摆了一下，发出极其细微的声响。
“你寄过别的东西吗？”
苏锐抬起头。他的眼睛红了，但声音依旧平稳。“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陆垚没有追问。他站起来，把物证照片收好。“今天的审讯到此结束。明天我们会对你的住处进行正式搜查。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苏锐沉默了几秒，然后摇了摇头。盛夏合上笔记本电脑，站起来跟在陆垚身后往外走。走到门口时苏锐忽然开口了。
“陆警官。”
陆垚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那张残纸。您找到了。”
陆垚转过身。苏锐坐在讯问椅上，身姿依然端正，但肩膀微微塌下去了一点，像一根被压了太久终于弯了的竹子。
“它一直在我的书桌抽屉最底层。”陆垚说。
苏锐看着陆垚的眼睛，沉默了很久。然后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掌心朝上，目光落在那些老茧上，一道一道，像树的年轮。
“十四年的低头，十四年的隐忍，不是妥协。是等藤蔓慢慢生长，等一个尘埃落定，等一个迟来的公道。”
所有看似突如其来的结局，都是日积月累的沉默。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酝酿了千万次。
搜查苏锐住处的工作在次日进行。
陆垚带队，老周、盛夏和小张都去了。苏锐的宿舍在设计院后面一栋老式筒子楼里，六楼，无电梯，走廊里堆满了旧书和花盆。他的房间只有十几平方米，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一个书架。所有的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比军营还规矩。
书架上全是园林专业书籍和图纸夹。书桌抽屉里分类清晰，图纸、合同、邮票、银行单据，每一格都贴了手写标签。陆垚拉开最底层的抽屉，抽屉滞涩难拉，费了些力气才拉开。里面是空的。只有一个旧式油墨信封，信封下压着一个透明档案袋。
陆垚打开档案袋。里面只有两样东西。
一张边角焦黑的老照片。照片上，年轻时期的程楠站在一处施工水坝前，穿着工装，神色冷峻。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最后方案，五月。
陆垚翻过照片看了很久。老周凑过来，从口袋里摸出老花镜戴上。
“背景是水坝。不是植物园。”
陆垚把照片翻过来又翻过去，把铅笔字凑近看了看，然后把照片交给盛夏。“拍照，存档。”他接着从档案袋里倒出第二样东西。
一块锈迹斑驳的金属铭牌，巴掌大小，像是从水底打捞上来的。表面蚀痕密布，字迹几乎完全被侵蚀。唯有末尾的一个字勉强可辨——水。
陆垚把铭牌举到光线下看了很久。然后他翻过来看背面。背面的锈蚀更严重，但隐约能看到一道细细的刻痕，不是机器冲压的，是手工刻上去的。刻痕很浅，笔画反复重叠，像是被人刻了很多遍。
老周站在他旁边，看到那道刻痕的时候，眉头微微动了一下。“这个不是原厂的字。是后刻的。”
“你看得出刻的是什么吗？”
老周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凑近看了很久。然后他直起腰，把眼镜摘下来。“现在看不清。但你注意到没有，刻痕的笔画走向和程楠那张残页上的笔迹有点像。”
陆垚看着那枚铭牌，看了很久。他没有说话。他把铭牌小心分装在证物袋里，在标签上写了一行字：焦黑照片、锈迹铭牌，均为程楠私藏物品。铭牌刻痕待技术复原，照片背景待核查。
搜查结束后，陆垚坐在苏锐的床沿上，环顾这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书桌上摊着一本程楠的工作日志，字迹细密工整，一笔一划都极为严谨。陆垚翻开最后一页，落款日期是案发前一日：三月十七日，赴温室，查验银杏长势，调整树干固定钢索。
书桌右侧的台灯底座下压着一张便签，上面的字迹不是程楠的，是苏锐的。便签上只写了一行字，每个字都用力极深，笔尖几乎戳穿了纸面。
“有一天你会看到。”
没有主语。没有宾语。只有六个字，和一张纸。
陆垚把便签拍照，然后放回原处。他走出苏锐的房间，站在筒子楼的走廊上。走廊栏杆外面是设计院的后院，院子里种着两排法国梧桐，春天新发的叶子在阳光里泛着嫩绿色。再远处是城东的天际线，灰扑扑的楼群在天际线上一字排开。
小张从楼梯口冒出来，左手搭在鼻梁上。“陆队，档案室那边说苏锐在工作日志里夹了一页东西。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陆垚跟着小张回到走廊尽头那间小办公室。苏锐的办公桌上，一本工作日志摊开着，里面夹着一页纸。不是工作记录，而是一页旧书残纸。纸张泛黄，边角磨损，上面是瘦硬端楷，写着半个“木”字。最后一笔用力极深，像刻进去的。
陆垚看着这页残纸，想起了报到那天夜里在档案室翻到的那一页。同样的纸张，同样的墨色，同样的笔迹。两张残纸并排放置，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曾经属于同一本书。
“这页纸是哪来的？”
“苏锐自己的书。他说是早年从一本旧书里拆下来的。”小张的手还没有从鼻梁上放下来，“他为什么要把书拆了？”
陆垚没有回答。他把两张残纸的照片存进手机相册，和程楠那张焦黑老照片、锈迹铭牌的照片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文件夹没有名字，只标注了四个字：待进一步。
案件收尾之后，陆垚再次来到植物园。
温室已经清理完毕，合金丝网被全部拆除，藤蔓残枝被清运出去，地面重新铺了营养土。只有银杏树干上被丝网勒出的浅痕还在，新生的树皮还没有完全覆盖。保洁员张桂兰正在给新换的绿植浇水。她的动作和从前一样，不急不缓，喷壶的水雾均匀地落在叶片上。她看见陆垚，点了点头，没有停下手里的活。
陆垚站在银杏树下，仰头看向树杈凹槽的位置。凹槽还在，新涂了伤口愈合剂，颜色比周围的树皮深一些。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打开那个标注了四个字的文件夹，翻到那两张残纸的照片。两张纸的笔迹一模一样。不是相似，是同一个人的手笔。纸张的纤维走向在放大后完全一致，墨色的光谱分析也显示为同一批次。
他关上手机，走出温室。三月的阳光已经有了暖意，照在植物园的玻璃穹顶上，折射出一片明亮的光斑。陆垚站在温室门口，忽然想起张桂兰今天早上说的那句话。藤蔓认得路，知道该往哪长。
这句话现在听来，不像是在说藤蔓。像是在说一个跟了程楠十四年的人。他低着头画了十四年的图，改了十四年的方案，被否定了十四年。然后他抬起头，用三年的时间，让一株藤蔓替他走完了最后一段路。藤蔓长得慢，但是从来不回头。
当晚，陆垚独自坐在市局档案室里，把那枚锈迹铭牌从证物袋里取出来。技术科已经做了初步的除锈处理，正面那个“水”字清晰了许多，背面那道反复刻划的痕迹也露出了一部分笔画。像是一个“十”字。或者一个“木”字的前两笔。无法确定。
他把铭牌翻过来又翻过去，然后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程楠私人遗物。老照片背景为某水坝，拍摄时间待查。铭牌来源未知，刻痕笔迹与残页有相似之处，待进一步比对。
然后他拿出一张白纸，手绘江城城区简图。在城东植物园的位置，轻轻点下一个圆点。他盯着那个圆点看了很久，然后把图折好，夹进笔记本的塑料封套里。
窗外的春寒终于散去。春天快要结束了。三个月后温室重新对外开放。银杏树还在，树干上的勒痕被新生的树皮覆盖了一半，到秋天大概就能全部长好。张桂兰换了浇水方式，拿着喷壶从树干根部往上喷，动作还是那样不急不缓。有游客在银杏树下拍照，一对年轻情侣举着手机仰头拍树冠，笑着说这树真好看。没有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
陆垚合上笔记本，把那张残纸的照片又看了一眼。照片上那个“木”字，最后一笔收得太用力了。像是一个人握笔的时候，心里有什么东西正在崩裂。
他想起报到那天夜里，档案室里那个老管理员把一箱旧案卷推到他面前的样子。那箱卷宗里最早的一份档案，标注的年份是十年前。卷宗第一页是一张现场照片——城东某水坝下游，一具无名男尸，身源不明。那份卷宗放在箱子最底层，上面压了十年的灰尘。陆垚那天晚上没有翻到它。他还不知道那座水坝，和程楠老照片里的水坝，是同一座。那枚刻着“水”字的铭牌还躺在他的证物袋里，等着下一个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