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把地图折好塞进胸口内侧口袋的时候，手指在纸面上多停了两秒。老槐树三个字被红笔圈了又圈，笔痕透过了纸背，从反面也能摸到微微凸起的纹路。他骑车回铺子的路上一直在想那棵树的模样，想着陈昭小时候坐在树底下画地图的样子，想着二十年前的夏天陈家村后山半山腰上的光线应该是怎么样的。
回到铺子之后他没有坐下。他从柜台后面翻出一个登山包，黑色，用了好几年了，底部有一块被磨破的痕迹还没来得及补。他把水壶、手电、笔记本、那本地图、还有一把折叠刀一样一样塞进包里。拉链拉到一半的时候他听见门口有脚步声。
李正阳没敲门就进来了。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冲锋衣，拉链拉到顶，背着一个军绿色的包，包带在肩膀上勒出一道压痕。他看了一眼沈砚背上的登山包，没有问任何问题，直接拉开副驾的门坐了进去。
“地图给我看一眼。”他说。
沈砚站在铺子门口看着他：“你怎么知道我要去？”
李正阳把手机屏幕亮给他看——屏幕上已经是陈家村的地图页面，路线被提前下载好了：“你这种人，拿到线索半小时都坐不住。走吧。”
沈砚锁了铺子的门，上了车。引擎启动的时候他看了一眼窗外——巷子空荡荡的，旧货市场的早市刚开，摊贩们正在把货品往塑料布上摆放。他没有多看，把地图从内兜里掏出来，展开铺在仪表台上。
高速路上两人轮流开车。头一个小时是沈砚开，李正阳坐在副驾上看那张地图，一边看一边用手指点了一下槐树的位置：“画在村后山腰，旁边有溪流标记。你确定二十年的东西还在？”
沈砚看着前方，车速没减：“只要没人动过，就在。”
两个小时后车停在陈家村村口。村子很小，几十户人家挤在山坳里，房子都是旧式的砖瓦房，有些墙壁上还留着几十年前的标语，字迹已经被风雨冲刷得模糊不清。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多半是老人和孩子，三三两两坐在自家门口晒太阳。
沈砚下了车，展开地图走到一个晒太阳的老大爷面前：“大爷，后山那棵老槐树还在吗？”
老大爷眯着眼看他手里的地图，看了好一会儿才点了下头：“在的在的，就是路不好走了——草深，没人走那条路了。”
沈砚把地图折好，和李正阳一前一后往后山走。上山的路上草确实深，一脚踩下去能没过小腿。草叶上挂着露水，打湿了裤脚和鞋面。李正阳走在前面，捡了一根粗树枝一边走一边拨开草丛。脚步声踩在泥土上发出沉闷的响动，偶尔有鸟从草丛里飞起来，翅膀拍打空气的声音在寂静的山林里格外清晰。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一棵巨槐出现在半山腰。树干粗得两个人合抱都抱不住，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巨伞，遮住了头顶大片天空，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洒了一地碎金。
沈砚在树底下蹲下来。地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落叶，踩上去软绵绵的，他用手把落叶拨开，露出底下深褐色的泥土。李正阳从包里掏出一把折叠工兵铲递给他。两个人轮流挖了十五分钟，铲子碰到硬物的时候发出了一声闷响——和挖到石头的声音不一样，更沉，更有回弹感。
沈砚丢了铲子跪下来用手扒土。泥土被一层一层拨开，露出一个锈蚀的铁盒子，边缘的铁皮已经被氧化得酥脆了，但外面裹着两层塑料布，塑料布压得严严实实的，封口的地方被绳子扎了好几圈。
他把铁盒子从坑里抱出来，放在膝盖上。塑料布被他一层一层揭开，最后一层掀开的时候，里面的东西露了出来——一本牛皮封面的笔记本，封面的皮面已经有些干裂了，但整体保存得还算完整。纸质泛黄，边缘微微卷曲。
沈砚用袖子擦了擦封面，翻开第一页。陈昭的字迹清秀端正，笔划干净利落：“八月三日。沈老师教我调制新釉，说方鼎的铜锈要特殊处理——不能用强酸，要用草酸和酒精按比例调配，否则会伤到铭文的沟槽。”
他继续往下翻。日记记录了修复方鼎的全过程，每一天的内容都写得详细，越往后字迹越急，像是写字的人在赶时间——笔划变得更快，连笔也多了起来。翻到中间一页的时候他停住了，那一页的纸张被水洇过，墨迹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出上面的句子：“他们来了三个。在院外转了一下午。宋先生的人。沈老师说今晚就把鼎拆了。”
再往后翻，最后一页的日期是八月十六日——失踪前一天。那一页的字迹比前面任何一页都潦草，像是仓促间写下的：“鼎分两半，盖子捐，身子藏。我碗里留了话。妈，对不起。沈老师说要带我走。”
沈砚把日记本合上，攥在手里半天没动。李正阳蹲在他旁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先回去。这玩意儿得好好看。”
沈砚站起来，拍掉膝盖上的土，把日记本贴身揣好，和那张地图放在一起。下山的时候两个人走得很慢。李正阳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的时候脚步没停，但听完那头的话之后他的步子突然顿住了。
“邻省那个旅馆的监控调到了，”他说，声音里压着某种紧绷的东西，“钱德贵，活的。三天前还在那家旅馆住过。”
沈砚的脚步也停了：“他住哪儿？”
李正阳已经打开了手机地图，屏幕上的红点标记着某个位置：“离这里八十公里。去不去？”
沈砚看了一眼山下。陈家村的炊烟正在往上升，阳光照在屋顶的瓦片上泛着一层暖融融的光。他收回目光，拉开车门：“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