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关上之后，走廊的灯亮了一瞬。我站在门口没回头，听见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空调的风从门缝里吹出来，带着点凉意。我没等回应，转身往电梯走。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里显得很轻，像是怕惊扰什么。
回到办公室，我把外套挂好，坐下来打开电脑。屏幕亮起的时候，时间显示是上午十点零七分。我调出许氏内部系统，找到她邮箱，把昨晚整理好的补充资料传了过去。标题写了四个字：“数据校验更新”。正文就一句话：第三页现金流模型已修正，请查收。附件是PDF，加密的，只有她能打开。
做完这些，我关掉页面，没再看一眼她的名字。
第二天早上六点五十分，我到了公司。大堂还没几个人，保安在刷手机，看见我点头笑了笑。我径直上了十一楼，走到她办公室外。门锁着，我从包里拿出一杯黑咖啡，放在桌上，旁边压了张便签。字是用钢笔写的，一笔一划都清楚：“今早有雨，伞在前台。”咖啡还是热的，杯壁贴了温度标签，显示62度。
我看了眼手表，七点整。站了不到三分钟，转身走了。全程没碰门把手，也没留下任何声音。
她到的时候是八点十七分。助理先来的，推门进去，看见桌上的咖啡愣了一下。她端起来闻了闻，转身问外面的人：“谁送的？”没人应。她又看了看便签，折起来放进自己口袋，然后把咖啡轻轻移到文件架旁边，离她常用的位置近了些。
那天果然下雨了。中午前就开始下，不大，但持续。我路过前台时，看见那把黑色长柄伞还在架子上，没动过。下午四点，我看了一眼监控记录——她没去拿。
第三天，一切照旧。我七点前到，放咖啡，留便签。这次写的是：“空调设定已调高两度，注意通风。”她依旧没提，但助理告诉我，她那天进门前停了一下，看了眼杯子，才进去。
第四天夜里，她加班到十一点。我提前打了电话给物业，让电梯预留，空调调到二十六度。茶水间里我放了温水和一小盒胃药，标签朝上，写着“饭后服用”。她出来的时候，看见水杯还冒着热气，伸手摸了摸，没说话，倒了一小杯喝下去。
第五天是暴雨。雷声一阵接一阵，窗户上全是水痕。她开完最后一个会已经快十二点，手机没电，钥匙落在会议室。她站在大厦门口，雨泼下来，地上积水反着光。出租车不好叫，她正准备冲出去，门口出现一把伞。
黑色的，长柄。
她抬头，看见伞下没人，只有一张叠好的纸条夹在伞柄上。展开看，上面是我写的字：“别淋着，我送你回家。”
车停在斜对面路边，灯关着。我坐在驾驶座，没下车，也没摇窗。她站在原地看了几秒，抱着包走过去，拉开副驾驶门坐进来。安全带是她自己系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她系这个。
我没有说话，她也没说。车子启动，雨刮器有节奏地摆动。路上几乎没车，路灯在水面上拉出长长的影子。她靠在座椅上，闭着眼，呼吸比平时慢一些。到了她公寓楼下，她开门前顿了一下，低声说了句：“谢谢。”
声音很小，但我听见了。
我没回应，只点点头。她下车后，我把伞收好放在后座，车掉头回了许宅。
第六天早晨，我照常去公司。她来得比平时早，在晨会开始前十分钟进了会议室。我坐在后排，她没看我。会议进行到一半，讨论一个新项目的风险控制方案，有人提出要暂缓推进。她翻了下手边的材料，忽然说：“陈砚舟昨天提交的简报里提到过这个问题。”
全场安静了一下。她继续说：“他指出供应商账期错配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建议提前注入流动性支持。这个意见……建议采纳。”
没人接话。我低头看着自己的笔记本，笔尖停在纸上，没动。
散会后，我在工位上处理邮件。助理过来敲门，说许总有话让我知道。我抬头。他说：“许总说，报告写得很好。”
我说知道了。
手机亮了一下，是助理发来的消息确认。我看了眼屏幕，嘴角动了动，很快又恢复平静。窗外阳光照进来，落在键盘上，暖了一块。我合上电脑，起身去了茶水间。
第七天，她没加班。我下班前路过她办公室，门开着一条缝。她坐在桌前，手里拿着那份我一直留在她门外的文件夹。封面朝上，我的名字印在角落。她手指在封皮上轻轻划过，像是在读那些字。
我没停下，也没靠近。只是从走廊另一侧走过，脚步没变。
那天晚上，我坐在书房盯盘。电脑开着，但没登录交易系统。屏幕上是一张K线图，静止的。我盯着看了很久，其实什么都没想。母亲留下的银镯子搁在桌角，我没戴。手机响了，是助理的消息：“许总说了您的话。”
我看完，放下手机。屋里很安静，只有风扇转动的声音。我伸手把屏幕合上，站起身，走到窗边。外面灯火通明，城市还在运转。我想起早上开会时她说的那句话，不是对着我，也不是为讨好谁，就是一句陈述。
但她说了。
我回到桌前坐下，重新打开电脑。不为操盘，也不为复盘。只是想看看明天的数据接口有没有异常。手指搭上键盘，敲了几行指令。屏幕跳转，一切正常。
第八天清晨，我又去了公司。七点差五分，我把咖啡放在她桌上。这次便签上写的是：“今天无雨，可开窗。”她来的时候，我已在自己的办公室。她走进门，看了眼咖啡，没马上坐下。而是走到窗边，把玻璃推开了一半。
风吹进来，带着一点湿气。
她坐下来，打开电脑，点进邮箱。几分钟后，她拨了个内线电话给助理，说：“以后陈砚舟的文件，优先递给我。”停顿一下，又补了一句：“他的意见，记入会议纪要。”
助理答应了。
我接到通知是在九点十四分。看完消息，我起身去打印一份新的项目说明。经过她办公室时，门虚掩着。我听见里面传来纸张翻动的声音。没有抬头看，也没有放慢脚步。但我经过的那一秒，脚步比平常多停了半拍。
她没出来。
我也继续往前走。
到了茶水间，我给自己倒了杯水。手握着纸杯，温度刚好。窗外阳光铺满楼群之间的缝隙，照在十一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一道细长的光带，正好扫过她的窗框。
我站在那儿喝了口水，没多看。
这一天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没人开会争吵，也没人宣布决定。事情就这样一点点变了。不是谁开口求和，也不是谁低头认错。而是一个人坚持做了该做的事，另一个人终于愿意承认——那个人做的事，是有用的。
傍晚我离开时，天已经黑了。经过她办公室，灯还亮着。门关着，里面没声音。我站在走廊看了两秒，转身走向电梯。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我没拿出来看。
走出大厦，空气清爽。我抬头看了眼天空，云散了些，露出几点星光。我迈步向前，脚步比前几天稳了许多。
车停在老位置。我拉开车门坐进去，钥匙插进点火开关。仪表盘亮起，时间显示十九点三十二分。我没有立刻发动，而是把手放在方向盘上，静了片刻。
然后，我缓缓吐出一口气。
车子启动，灯光切开夜色。我驶离车位，汇入晚高峰的车流。后视镜里，许氏大楼的轮廓渐渐变小，最终被其他建筑遮住。
我握紧方向盘，朝着家的方向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