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名深圳女子被我们从千里之外带回北海，安置在郊区公安分局的办公区域，没有送看守所羁押。按照事先定下的处置方案，我们不打算走刑事立案那一条漫长路径，只以劝导沟通为主，晓以利害，督促她联系背后那位香港出资人尽快汇来货款，只要五十万货款足额到账，整件事情便可画上句号。
事情进展并不算顺利。女子心存侥幸，一开始多方推诿，拖延时间，一会推脱联系不上香港那边，一会又借口汇票办理流程繁琐，迟迟没有实质性回款动作。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转眼就到了第三天夜晚。办公室窗外夜色深沉，街道上灯火零星，九十年代北海的夜晚早已褪去白日喧嚣，大多单位早已下班，只有分局这边还安排人员轮班看管、沟通劝导，所有人心里都悬着一块石头，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才肯拿出解决方案。
我刚刚处理完公司几份急件，手里大哥大放在桌面，机身笨重，天线长长伸出来，在那个年代，能够配备一台大哥大，算是商界高层、政企负责人标配，只是电话通话杂音大，信号时断时续，可紧要事务联络又离不了它。连日为追款一事奔波劳神，从成都糖酒食品博览会出事，再安排劳景雄远赴深圳踩点，千里驱车带人回北海，一桩桩事情压过来，身心已经十分疲惫。我正准备收拾东西下班，桌上那台大哥大突然“嗡嗡”震动起来，刺耳铃声划破安静的办公室。
我拿起听筒，耳边传来一个带着京腔、语气生硬、居高临下的男声，自报身份，竟然是市政府挂职科技副市长岑仁和。
这位岑仁和背景并不一般。他原本在北京任职，是国家科委下属星火总公司副总经理，属于部委机关下来的外派干部，受组织安排，挂职来到北海担任科技副市长，主抓全市科技产业引进、高新项目落地、科技企业扶持相关工作。挂职干部自带上级机关视野，人脉直通北京部委，在北海政坛分量特殊，市里上下不少部门办事，都要顾及这位副市长的态度。我过去只在几次政企会议、招商座谈场合跟岑仁和打过照面，仅有数面之交，私下从没有往来，我心里暗自诧异，这件发生在华海公司、郊区公安分局配合追讨货款的事，消息居然传到了副市长耳朵里。
还没等我开口客套打招呼，听筒那头的岑仁和完全没有铺垫，语气强硬，一开口便是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声音透过听筒传过来，带着毫不掩饰的怒意与指责。
“你是华海公司负责人对吧，你们现在这件事做得太出格！外面反映，你们派人远赴深圳，用吃饭喝茶当借口，把一名女客商诱骗带回北海，现在扣在郊区公安分局，这种行为等同于诱捕，属于非法拘禁，已经触碰法律红线，立刻停止你们现在的做法，马上放人！”
一连串严厉的词语砸过来，诱捕、非法拘禁，沉甸甸两个帽子直接扣在了华海公司头上。电话那头，他语速很快，句句带着命令口吻，没有半句询问前因后果，仿佛已经定死整件事情对错，认定是华海仗着本地势力，对外地客商采取违规手段施压。
听完这一番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连日压在心底的火气瞬间涌了上来。五十万国有资产，对方只付两万订金，收货之后失联逃债，分明是一场精心布局合同诈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千里奔波才找到当事人，目的只是追回属于国企的货款，维护国有资产不白白流失，非但没有得到主管领导一句理解，反倒先等来一顶顶大帽子。
那一刻我再也压不住情绪，不再顾及对方副市长身份，直接开口，当场怒怼回去，声音不卑不亢，字字铿锵：
“岑副市长，有几句话我今天直说了。国有资产面临被骗，五十万货品一旦血本无归，损失全部由国企承担，市里没有哪位领导站出来过问一句。我作为华海公司负责人，守住国有财产、不让公家钱财白白被骗走，这是我分内职责，是我肩上必须扛起来的责任！”
我顿了一下，心中愤懑难平，继续说道：
“整件事情来龙去脉很清楚，成都糖酒会上对方签下五十万供货合同，收货之后避而不见、拒不支付尾款，这本身就是典型的诈骗行为。现在事情摆在眼前，不去追究行骗一方责任，不去督促对方履行合同归还货款，反而先来指责我们维权追款。您分管全市科技经济工作，不去站在本地国企立场主持公道，反倒出面替背后港商一方出面说情，岑副市长，我想问一句，您心里究竟安的是什么心？”
听筒那头短暂沉默，对方似乎没有料到，一个国企负责人敢于这样直面顶撞自己。
我没有停顿，语气越发严肃，把话说得更重：
“如果岑副市长不去规劝对方尽快把货款归还华海，反倒一味施压，要求我们无条件放人，不去分清是非对错，一味偏袒外来客商。我倒要请问，您立场站在哪一边？难道非要做外人的买办，凡事都向着境外客商说话，置本地国企损失于不顾吗？”
这一句质问分量不轻。九十年代各地都在大力招商引资，欢迎港商前来投资兴业，但招商引资不等于无底线迁就，更不能任由不法之人借着客商身份行骗，掏空本地国有资产。
不等对方插话，我把底线直接摊开，亮出最后底牌：
“今天我把话放在这里，如果岑副市长继续不分是非、提出无理要求，强行干预这件事处理。那我们华海别无选择，只能整理全部案情材料，把整件事情完整上报，捅到市委常委会，交给全体市委常委开会评判是非曲直，看看整件事究竟是谁对谁错，看看我们国企维护国有资产究竟何错之有！”
说出上报市委常委会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十分清楚其中利害。一旦材料摆上常委会桌面，整件事情就不再只是一桩企业追款纠纷，会变成一桩牵动各方的政企事件，挂职干部偏听偏信、未经核实便出面干预案情，这件事摆在常委面前评议，对岑仁和本人挂职期间口碑、仕途评价都会造成不小负面影响。
电话那头，之前盛气凌人的训斥声音骤然停顿。
短短数秒之间，听筒里面气氛陡然转变。方才高高在上、声色俱厉的语气，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急转弯，岑仁和说话口气一下子软了下来，之前强硬命令、厉声指责的语调尽数褪去，不再摆出副市长居高临下训斥姿态，说话语气缓和了许多。
他大概这时才意识到，并没有完整了解事件全部前因后果，仅仅听了港商一方单方面说辞，便急匆匆打来电话施压，行事过于急躁。若是真把事情闹到市委常委会公开评议，自己偏听一面之词、贸然干预企业维权这件事，传出去非常被动。
他放缓语速，不再下达指令，语气带上几分商量口吻：“先不要冲动，事情可以好好沟通，没必要一下子闹到常委会。情况我这边了解不够全面，刚才说话急躁了一点，咱们冷静下来，商量一个两全处理方案，既要妥善化解纠纷，也尽量不要把事态扩大，各方都留余地。”
一场剑拔弩张的电话对峙，随着对方态度软化，紧张对峙暂时平息。
挂断大哥大，听筒放回桌面，房间里重归安静，可是我的心绪久久不能平复。这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给我敲了一记警钟。我这才真切体会到，这件看似普通追款纠纷背后盘根错节的人情网络。那位香港商人能量远超我之前预估，人还没有抵达北海，消息已经直达市政府领导层面，能够快速找到挂职副市长出面说情施压。
靠着这一番电话交锋争来的主动权，后续谈判顺利推进，香港商人足额汇票到位，五十万货款安全入账，风波尘埃落定。可那一次通话在我与岑仁和之间结下的心结，并未随着事情了结消散，彼此心中都存着一份芥蒂，之后碰面只维持场面上平淡客套，再无深入交谈。
光阴流转，一晃便是数年。岑仁和挂职任期将满，把自己在北海工作期间所见所思整理成册，出版了一本记述北海开发历程的书籍。某日有人代为送来一本新书交到我的手上。我翻开扉页，一行亲笔题字映入眼帘：送吴文伟博士存阅。
纸面字迹工整，措辞文雅客气，表面上是文人赠书、礼尚往来。我一眼便能读懂字里行间藏着的微妙意味。当年一通电话对峙，身为京下派高官，当众在言语博弈之中落于下风，这份难堪他始终搁在心上。如今借赠书一事，用上尊称，看似示好释怀，字里行间隐隐带着几分似敬实谑、暗藏较量的戏弄口吻。他想用这样一种文雅方式递来一个台阶，试探我的态度，若我回信道谢、登门回访，从前那场对峙的隔阂便在人情往来里悄然抹平。
看透对方用意，我选择置之不理。
书收下放置一旁，既不回信答谢，也不托人回话，不登门回访。不争、不辩、不寒暄，没有撕破脸面，也绝不虚情假意相逢一笑。公事的是非已经了结，私人之间不必刻意修补人情，我以沉默冷淡的姿态，回应了这一场暗含机锋的人情试探。一场政企博弈，先是电话之上针锋相对，数年后又借一册赠书隔空过招，一来一往，暗流尽在不言之中。
本章述评
这一通短短十几分钟的通话，不是一时意气用事的争吵，是一场充满智慧的权力博弈。面对身居副市长高位、自京城部委下放而来的岑仁和，我方最大劣势在于身份悬殊，对方手握行政话语权，如果仅仅反复申辩自身行为正确，只会落入对方节奏，任由其动用行政身份施加威压，有理也难辩。
整场交锋分三步层层递进，章法清晰。第一步先站稳大义，开门点明核心立场：国企管理者守护国有资产乃是本职，先抢占道义制高点，把事件定性为企业正当维权，破除对方居高临下训斥的底气；第二步直击对方立场漏洞，一句反问点破其偏帮港商的嫌疑，抛出“是不是想当洋买办”的诘问，一句话击中要害，把对方从高高在上的监管者，推到立场受质疑的被动位置；第三步亮出决定性底牌，提出将整件事提交市委常委会集体评议。
这一张底牌，是整场对峙最关键一步。岑仁和作为北京外派挂职干部，最看重自身在北海官场的口碑、上级与同僚对自己的评价。一旦事情摆上常委会，自己偏听单方说辞、仓促干预企业维权一事，要放到全市一众常委面前公开评判对错，等于一件私下可以了结的小事，变成全市高层共同审视的公案，体面尽失，对其挂职履历评价留下污点。
正是看透对方这一处软肋，一句常委会评判，瞬间打破权力不对等格局。对方气势由盛转衰，盛气凌人的训斥顷刻消解。所谓不畏强权，不是一味硬碰硬、逞口舌之快，而是讲道理、定性质、亮底牌，有理有节，拿捏住对方最在意的利害，方能以一介国企负责人身份，在一次不对等的对话当中扳回局面，守住国有资产维权的主动权。
事后数年赠书插曲，则是这场博弈余波，对方文雅出招，我方默然不接，无声之间守住自身立场，完整呈现那个年代政企人物之间心照不宣、暗流涌动的复杂人际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