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骆青到办公室的时候，桌面上放着一个纸箱，是死者家属送来的遗物。纸箱不大，用透明胶带封了口，边缘有些磨损。骆青用小刀划开胶带，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取出来——一个用了很久的钱包，皮面已经磨出了包浆；一副老花镜，镜腿有些松动；两本书，一本是讲睡眠管理的，另一本封面没有字；还有一沓票据和信件。她翻到最下面，看到一个蓝色的病历本，封面上印着一排小字，角落里有“安心心理诊所”的抬头。
她翻开病历本。第一页的日期是半年前，诊断栏写着“失眠障碍”，医生签名栏签了一个潦草的名字，她辨认了一会儿，没有看清全部，只看到了姓氏。下面一行是治疗建议：“建议定期随访，用药方案如下。”骆青把这一页拍了照，然后把病历本放在桌面上，拿起了桌上的座机，拨了那个她已经记下来的号码。响了四声，接起来还是那个女声：“您好，安心心理诊所。”骆青说：“我是周建国的家属，想调取他的就诊记录。”对方停顿了一秒，说：“请问您有他的本人授权吗？或者警方调取函？”骆青说：“周建国已经去世了。”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那个女声说：“非常遗憾。但诊所规定，病历资料需本人授权或警方持函调取，家属无法直接查看。”骆青说：“好，我知道了。”她挂了电话，把听筒放回座机上的时候，动作很轻。
小周推门进来的时候，骆青正在把病历本放回纸箱。小周问：“骆姐，死者通话记录查到了什么？那个号码有结果吗？”骆青把纸箱的盖子合上，说：“诈骗电话，不用管。”小周哦了一声，没有多问，转身出去了。骆青坐在办公桌前，听到门关上之后，她把纸箱推到桌子靠墙的一侧，打开电脑，在搜索栏里输入了“安心心理诊所”。搜索结果第一页就是官网，界面设计简洁，白色背景，深蓝色字体，主页上列着三位医生的简介和照片，下面有预约电话和地址。
她盯着第一张照片看了很久。那位医生四十岁上下，戴着一副细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微微眯着，嘴角的弧度是那种标准证件照里常见的微笑——嘴角向上提，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唇线上扬的幅度均匀。但骆青看着他微笑的那个弧度，总觉得哪里不对。笑意没有延伸到眼睛的四周，眼周的肌肉没有相应的收缩。她把那张照片截了图，存在桌面上，文件夹命名为“诊所”。然后她打开手机，给林队发了一条消息：“第八案的凶手特征已经给了。黑色外套，身高一米七五到一米八，用电击棒，可以往死者社会关系里查。”林队回了一条：“收到。你最近状态不对，多休息。”骆青看了那条消息，把手机屏幕按熄了，没有回复。
下班后天黑了。骆青走出市局大门的时候，街灯已经亮了，她在路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回出租屋。房间里没有开灯，她摸到桌边坐下来，拧开了台灯。光线聚在桌面中央，照亮了那本深灰色的日记本。她翻开本子，前面七行写的是每次代价的记录。她拿起笔，在下面新起一行写：“第八次。左耳。”换了一行，又写：“安心心理诊所。周建国（第八案死者）半年前去过。”
她停下笔，往前翻。翻到了“不要再查了”那一页。她之前只是在慌乱中扫了一眼，这次她把本子凑到台灯底下，光线直接照在纸面上，能看到每一个笔画的起落。她盯着那五个字中间的“查”字——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是“木”，下半部分是“旦”。她自己的写法是“木”加“旦”，其中“旦”字的最后一横是平的，与纸面平行。但那行字的“旦”横是斜向上的，从起笔处到收笔处，大概抬高了五度左右。收笔的位置还有一个小小的回钩，笔尖在纸面上顿了一下然后带起来，留下一个细小的弧形尾部。她拿笔模仿自己的写法写了一个“查”字，又在旁边模仿那行字的写法写了另一个“查”字，然后把两个字并排放在灯下。两个字的收笔方向完全相反——她的笔是顺势滑出去的，而那行字的笔在末端有一个明显的反向回收。
骆青把本子攥在手里坐了很久。台灯的光照在纸面上，那行字还在原来的位置，没有变化，没有消失。她把本子合上，放回抽屉，推到底。然后她关了台灯，房间里完全暗下来。她躺到床上，天花板在黑暗中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她没有闭眼，盯着那层模糊的轮廓看了一会儿，然后听到了声音——从左边传来的，非常微弱，像收音机调到没有信号的频道时产生的那些细碎的电流声。持续的低频嗡鸣，时大时小，像是某种信号在尝试连接。她猛地坐起来，用左手捂住左耳，松开。声音消失了。房间里又恢复了完全的安静，只有右边耳朵还能听到一些遥远的街声。但左耳里那个声音确实出现过——虽然它已经聋了。
骆青重新躺下，右耳贴着枕头。她听到枕头里填充物被压紧时发出的细微沙沙声，听到自己的心跳在耳道里形成共振，听到窗外的风偶尔从窗户缝隙里挤进来的低吼。左耳没有任何声音。她睁着眼睛看了很久天花板，一直没睡着。
她在黑暗中想起了一个词，但记不清是在哪里看到的。她闭着眼睛搜索记忆里关于那个词出现的场景——可能是某本翻了一半的书，可能是某张打印出来的报告——但她想不起来出处了。只记得那个词本身：“暗示感受性。”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想起它。她也没有把它写下来，只是躺在黑暗里让这个词在脑海里反复出现，像一个找不到来源的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