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宫御书房，午后。
日光从南窗斜斜地切进来，落在青砖地面上，落在书案上，也落在案侧那只小小的身影上。兕子七岁了，比五岁时高了一截，坐在御案侧面的小凳上，两条腿勉强能够到地面，脚尖点着地砖，身体微微前倾，下巴搁在案沿上。
李世民在写字。
他握笔的手稳而有力，指节微微凸起，笔杆在他手中几乎纹丝不动，只有笔尖在纸面上行走，发出细密而均匀的沙沙声。那声音很轻，落在安静的御书房里却格外清晰，像是蚕在啃桑叶，一小口一小口，不急不缓。兕子的眼珠跟着笔尖走，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一动不动。她的呼吸变得很浅，像是怕自己喘气太大会吹歪了父皇的笔画。
李世民写完最后一笔，将笔搁在笔架上。那是一幅飞白书，墨色浓淡相间，枯笔处露出纸的底色，润笔处则饱满如凝脂。他直起身，活动了一下手腕，余光扫到案侧那个还维持着下巴搁案沿姿势的小人。
兕子还在看那幅字。她的目光从起笔处开始，沿着笔画的方向慢慢移动，像是用眼睛把那幅字重新写了一遍。看到收锋的地方，她的目光停了一下，然后才抬起来。
李世民把笔从笔架上拿起来，递向她。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笔横在她面前。兕子愣了一下，伸手去接，手指碰到笔杆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手比那支笔短了一截。她踮了踮脚才把笔接过来，然后从凳子上滑下来，踮着脚在案角铺了一张废纸，又踮着脚凑到纸面前，握着笔，学着父皇刚才的姿势。
她的握笔姿势不算完全正确——食指的位置偏上了一些，拇指压着笔杆的角度也比李世民更陡。但她没有意识到这些，她的注意力全在笔尖上。她落下了第一笔。
那一笔下去的时候她就知道不对。笔尖触纸的瞬间，她的手腕晃了一下，墨汁在纸上洇开，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墨团，边缘参差，毫无形状。她皱了一下眉，没有抬头，把那张纸揉掉，又铺了一张。第二笔。还是歪的。第三笔，她试图控制手腕的力道，但用力过猛，笔锋在纸上拉出一条粗短的直线，收不住，洇了一大块。第四笔，第五笔，第六笔——
御书房的废纸篓在她身边慢慢满了。她不断铺纸、蘸墨、落笔，每一张纸都只写一个字，写完之后端详片刻，拧着眉揉掉，扔进篓里，再铺下一张。她没有抬头看父皇，没有问他"这样对吗"，也没有因为那些失败的笔画而停下来叹气。她只是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十几次，几十次，像在跟那个不听话的笔尖赌气。
李世民没有打断她。他坐在旁边，拿起另一本奏折，翻开，批注，合上，再翻开下一本。笔尖触纸的沙沙声从两个方向交替传来——她写一笔，他批一行；他又批一行，她又写一笔。一高一低，像是两个人在不同的节奏里各自走着，偶尔错开，偶尔重叠。
一个月后，御书房的废纸篓换了五回。
兕子仍然每天下午坐在那个小凳上写字。她的笔画开始有了变化——横不再像波浪，竖不再像歪斜的树苗，起笔处有了顿挫，收锋处开始出现一个微小的弧度。她写的字逐渐从"能辨认出是什么字"变成了"能看出笔画之间有章法"。她仍然没有描红，没有字帖，她写的是她记住的笔画，是脑子里那些父皇的手从起笔到收锋的每一个动作的轨迹。
某天傍晚，李世民批完奏折从她身后走过。他的步子本来很快，但余光扫到她写的字时，脚步忽然慢了半拍。他没有停下来，只是慢了半拍，然后继续走过去了。他的目光已经够用了——那一眼里他看见了横平竖直，看见了起笔收锋的角度，看见了半年前那个歪歪扭扭的墨团已经长成了一个有模有样的"永"字。
第二个月，兕子开始临李世民的字帖。
说是临帖，其实她面前并没有翻开任何书册。她的"帖"是她脑子里的东西——那些她看父皇写字时记住的画面。她不需要对照原帖去"看"，她要做的就是复原自己记住的每一个动作。她握着笔，停一会儿，手腕微微转一个角度，落笔，横折，收锋。
李世民在某天下午不动声色地站在她身后侧方，隔着两步远的距离，看了她写完五个字。他没有发出声音，但他在看的过程中注意到一件事：兕子在写横折的时候，手腕会先向左偏半寸，再向右压下去——那个动作的顺序和幅度，和他自己写横折时的习惯完全一致。她在写竖笔的时候，笔锋入纸的角度比标准写法陡三分——那是他习惯的角度，不是字帖上的角度。
她不是在照着字帖写。她在还原他写那个字时的动作。手腕的倾斜角度、笔锋的入纸方向、横折时的顿挫节奏——所有的细节都在复制他的肌肉记忆。他看完了五个字，没有出声，转身走了回去。他的步子比来时更慢了一些。
第三个月的一天。
李世民从御书房外走进来。他先去案上拿一份批了一半的奏折，但目光扫过案面时停了一下——案上放着两幅飞白书，并排摆着，纸面大小相同，墨色相近，写的内容也相同。一幅是他昨天傍晚写的，他记得那个字的收锋处他犹豫了一下，比平常多顿了一息。另一幅——他不知道是谁放的。他走近细看。
两幅字的笔画走势几乎完全重叠。他低头凑近，从起笔处开始看，第一横的入纸角度一样，第二横的弧度一样，竖画的收束处都带着一个极小的回笔，连墨色浓淡的过渡都如出一辙。他的目光在两幅字之间来回移了三次，仍然无法确定哪幅是自己的。他拿起两幅字走到窗边，让光线从纸背透过来。
左边那幅，横折处有一个极微小的顿笔，笔尖在那里停了一瞬才转向下行。右边那幅——他凑得更近了些——同样位置也有一个顿笔，但力道比左边那幅轻了半毫。不是形制的差异，是力度的差异，精确到只有亲手写过这两个字的人才能察觉的程度。
他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久到御书房的门被推开，兕子从外面跑进来喊了一声"父皇"。她的声音把他的注意力从纸面上拽了回来。他放下两幅字，弯腰把她抱起来放在书案上，让她站在自己面前。
"告诉朕，"他指着两幅字，"哪幅是你写的？"
兕子低头看了看，不假思索地指向左边那幅："这个。"
"右边呢？"
"父皇写的。"
他追问："你怎么分出来的？"
她指着两幅字的横折处，认真地说："父皇的横折比兕子的多了一点力气。兕子的横折比父皇的多了一点点抖。"
他盯着她看了很久。那个"抖"字是她无意中说出的话，但她说的每一个字都精准地落在他心里。他看了一会儿，把两幅字都放下了。他拿起左边那幅——她的字——走到御案对面，亲手挂在了正对着他批奏折位置的墙上。那面墙原本空着，现在多了一幅字，纸面微微泛黄，墨迹在午后的光里显得格外清晰。
"父皇挂兕子的字做什么？"她从案上问，坐着晃腿。
他没有回头："以后朕批折子累了，抬头就能看见。"
当晚，李世民独自坐在御书房里。墙上的那幅字被烛火映得微微发亮。他从案下取出一只木匣，打开盖子，里面放着一幅小字——长孙皇后生前写的"平安"。纸已经泛黄，边缘有些脆了，但那两个字仍然清晰，笔画端正，收锋处带着她一贯的温和弧度。
他把兕子的字从墙上取下来，和皇后的"平安"并排放着。两张纸并排躺在案面上，一张新一张旧，一张墨色尚未完全稳定，一张已经干透多年。横折的写法不同，收锋的弧度不同，放在一起时各自独立，互不相扰。他看了很久，然后轻轻把两张纸叠在一起，放进了木匣里。合上盖子之前，他把兕子的字又抽出来单独看了一眼，才重新放回去。
烛火晃了一下，暗下去之前照见了木匣内壁刻着的一行小字，笔画已经模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