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早。
刚到六月，北平城就像被扣进了蒸笼里，槐树的叶子被太阳烤得打了卷，知了从早叫到晚，叫得人心烦。
计鸢坐在槐树底下的石凳上，手里拿着一封刚从上海转过来的密信，看完之后划了根火柴烧了，灰烬落在脚边的泥地里，被风一吹就散了。
韦秦州从书房里出来，手里端着一壶凉茶，看见师父盯着地上的灰烬出神，就知道又出事了。
“先生？”
计鸢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接过凉茶喝了一口，然后说：“日本人动手了。”
韦秦州端着茶盘的手微微收紧了一下。
“不是东北，”计鸢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摇了摇头，“是上海，闸北那边，上个月打了一仗，十九路军顶了一个多月，最终还是撤了，组织上损失不小，上海站又折了三个人。”
韦秦州在计鸢对面坐下来。
“上海站那边缺人，组织上想从北平调两个人过去，老钱的名字报上去了，还差一个。”
韦秦州等他说完：“我去。”
计鸢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头顶那棵老槐树，枝叶繁茂，遮住了大半边院子。
这棵树比他在这个院子里待的时间还要久，据说是前清时候就种下的。
他忽然想起韦秦州第一天来的时候，就是站在这棵槐树底下，等了两个时辰没动过地方。
那时候槐树是光秃秃的，现在满树绿荫。
“上海那边不比北平，那边的日本人多，巡捕房多，叛徒也多，去了之后不是跑跑腿送送信那么简单的。”
“我知道。”
“知道是一回事，能不能活着回来是另一回事。”计鸢站起来，走到韦秦州面前，“你想好了再回答我。”
韦秦州也站了起来。
他比计鸢高出小半个头，这个身高差五年了还是没变。
“五年前我跪在这棵槐树底下的时候就想好了。”韦秦州说。
计鸢沉默了一会：“去收拾东西，老钱的票已经买好了，你的我让人去办，三天后动身。”
三天后，北平火车站，月台上挤满了南来北往的人，扛着行李卷的、抱着孩子的、穿着长衫东张西望的，乱哄哄的一片。
计鸢送韦秦州和老钱到月台边上，老钱识趣地提着箱子先上了车，留下师徒两个站在月台上。
计鸢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塞到韦秦州手里。
韦秦州打开一看，是一块怀表，银壳子，表面磨得锃亮，打开表盖，里头走得好好的。
“拿着，上海那边的接头时间卡得紧，别误了点。”
韦秦州把怀表揣进怀里，贴着胸口放好。
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知道计鸢不喜欢听那些婆婆妈妈的话，就只是叫了一声：“师父。”
计鸢抬手整了整他的衣领：“去吧。”
韦秦州上了火车，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着车窗坐下来。
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往外看了一眼，计鸢还站在月台上，中山装的衣角被风吹起来，身影在一团团蒸汽里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灰蒙蒙的点。
他收回目光，把怀表掏出来，打开表盖看了看，然后又合上，攥在手心里，很久没有松开。
车窗外面，北平城在往后退，灰扑扑的城墙，密密麻麻的胡同，都在车轮的轰隆声里一点一点地缩小。
他不知道这趟去上海什么时候能回来，能不能回来，但他知道一件事——师父给他的东西不只是一块表，是一份念想。
这份念想会跟着他去任何地方，直到他活着回来把它还给师父，或者…带到棺材里去。
他深吸一口气，把怀表收好，转过头来，老钱正看着他。
“你师父这个人，”老钱叹了口气，靠在座位上，“嘴硬心软，我跟了他七八年，没见过他对谁这么上心。”
韦秦州没有接话，他当然知道计鸢对他是不一样的，也是独一份的。
上海比韦秦州想象中更拥挤，更嘈杂，也更危险。
他们到的时候租界里还算太平，但街上的巡捕比北平多了好几倍，日本人的宪兵队就在虹口，便衣特务必比皆是。
韦秦州和老钱被安排在一个印刷厂里做工做掩护，白天排字印刷，晚上出去跑任务。
上海站的工作节奏比北平快得多，任务一个接一个，很少有喘气的时候。
每次北平有人过来办事，总会带一两句计鸢的口信。
“你师父问你好不好，让你注意安全。”
“你师父说你那本《说文》还没抄完，让你别忘了。”
“你师父让你别逞能，出了事他来不及抽你。”
一九三五年春，韦秦州从上海调回北平。
他在上海待了将近四年，立了不少功，也吃了不少苦。
最险的一次是在虹口被日本宪兵追了三条街，最后翻墙跳进苏州河里才脱身。
回来的时候他二十四岁，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瘦得像竹竿的少年了，肩背宽厚，举手投足间多了一种见过大世面之后的沉。
他推开桐花胡同那扇掉漆的朱红大门，看见计鸢正站在槐树底下，手里拿着剪子在修树枝，抬头看见他，手里的剪子停了一下。
“回来了？”
“回来了，师父。”韦秦州把箱子放在地上，走到计鸢面前，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您的怀表，我还带着。”
他把怀表掏出来给计鸢看，壳子磨出了好几道划痕，但走得还是准的。
计鸢拿过来看了一眼，又把表塞回他手里：“戴着吧，本来就是给你的。”
韦秦州把怀表重新揣好，环顾了一圈院子。
五年了，什么都没变——老槐树还在，石桌还在，那条长凳还在角落里放着，枣树却已经枯死，没能活过民国二十年的那个冬天，如今院子里只剩下这棵槐树还撑着一片荫凉。
“愣着干什么？”计鸢把剪子搁在石桌上，转身往厨房走，“我还没吃饭，老规矩，你做。”
韦秦州笑了一下，撸起袖子进了厨房。
棒子面粥配咸菜疙瘩，外加两个煮鸡蛋，吃完饭师徒俩坐在院子里乘凉。
槐花的香味淡淡的，计鸢点了一根烟，慢慢地抽着，问他在上海的事。
“你走了之后，每次有人从上海带消息过来，我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韦秦州转头看着师父，月光下计鸢的脸看起来比五年前老了不少，眼角的纹路深了，夹着烟的手指骨节分明。他没有接这句话，因为他知道计鸢不是在诉苦，他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一个五年来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实。
“我回来了。”韦秦州说。
计鸢把烟掐了，靠在椅背上：“对，回来就好。”
回来之后的日子并不轻松。
日本人占了东三省之后步步紧逼，华北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北平城里的日本便衣越来越多，抓人的频率越来越高，每一次任务都像是在刀尖上走路。
韦秦州回来之后接手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顶替一个被捕的同志去负责城西的交通线。
两个人各自带着不同的任务线，有时候连着一两个礼拜都碰不上一面，韦秦州在外面跑完一圈回来，计鸢往往已经出门了，只在厨房锅里留了半碗饭菜。
二人在城南见过一次，还是因为各自追踪的两条线索竟指向了同一处宅子，意外撞上了。
师徒俩隔着一道矮墙对了个眼神，配合着把整个院子的布防摸了一遍。
回来之后俩人坐在槐树底下复盘：“你小子这几年在上海没白待，刚才那个卡点守得准，省了咱们至少半小时的功夫。”
韦秦州难得被当面夸一回，愣了一下：“师父教得好。”
“少拍马屁。”
“实话。”
计鸢踹了他一脚，韦秦州没躲，结结实实挨了一下。
师徒俩在槐树底下沉默了一阵，夜风穿过枝丫，吹得树叶沙沙响。
韦秦州主动提起了正月十五那顿竹板的事。
他问：“师父，那年打完我，您手抖了没有？”
计鸢瞥了他一眼。
“抖了。”他把烟点上，吸了一口，“打完你，我回屋差点吐了，你以为我愿意打你？那是没办法，我不打你，早晚有一天得给你收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