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之地”的陶罐在架子上放了整整一年。年轻人偶尔会把它拿下来，打开盖子看看里面的种子——它们安静地躺在罐底，颜色比红土地的深一些，比戈壁滩的浅一些，像一种不属于任何已知坐标的中间色。他一直没有再种它们，只是让它们待在罐子里，像在等待一个比播种更合适的时机。
第三年春天，一个赶着羊群的中年人在绿洲歇脚时看到了那只陶罐。他端着水碗走到架子前，弯腰看了看罐身上那四个字，转头问年轻人：“这个地方，在哪里？”
年轻人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这罐种子是别人带来的，他说那是他父亲走过的一片地，没有名字。”
中年人放下水碗，伸手轻轻转了转陶罐，让罐身在掌心里缓缓转了一圈，然后停下。“我可能知道那是哪儿。”他用手在桌上蘸了一点水，画了一条大概的线，“我赶羊的时候，经常路过一片野地，那里的土也是这个颜色，不长庄稼，但长了很多野草。每年春天，草根底下会冒出一种颜色很深的苗，等到秋天就枯萎了。我从来没有见它结过果，那片地像睡着了一样。”
那天晚上，年轻人第一次没有坐在门槛上。他走进屋里，从架子上把那只陶罐取了下来，拂去罐身上细小的灰尘，在煤油灯下打开盖子看了很久。那些种子依然安静地躺在罐底，像是在等待一个被确认过、却还没有被命名的方向。他没有做什么，只是把盖子重新盖好，放回了原处。
几天后，那个赶羊人离开了绿洲。他走后第三天，年轻人把那只陶罐装进布袋，挂在门框上，然后锁好院门，沿着赶羊人指过的大致方向，朝南走去。他不知道自己要走多久，也不知道那片野地究竟在哪里，但他知道，有些种子需要在被种下之前，先被人亲眼看到它们即将扎根的地方。布袋在肩上轻轻晃荡，陶罐在布底碰撞门框，发出干燥的声响。
他走了七天。第七天的黄昏，他站在一片开阔的野地边上，天色正在暗下来，眼前的土地泛着一种介于褐色与红色之间的微光。那不是一个能让人立刻记住的地方，没有任何明显的地标，没有路牌，也没有人烟。风从地面低低地吹过，带着干枯草茎的气味，轻轻地、反复地拂过那些沉默的野草。他蹲下来，抓了一把土——土质细腻，松散，介于沙土与黏土之间的触感，像是一块已经被风化了很多年、却从未被真正耕种过的土地。
第二天清晨，他选了一块背风的地，用手刨开土，把那些从无名之地带来的种子，一粒一粒地埋了进去。没有垄沟，没有标记，只凭眼力和经验确保每一粒种子都被埋在合适的深度里，再覆上一层薄薄的细土，用手指轻轻压平，像在缝合一处年代久远的伤口。然后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转身离开了。
他走回绿洲时，已经是五天之后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去了哪里，只是从门框上解下那只空布袋，折好放进柜子里，然后像往常一样走进地里，弯腰翻土、浇水、捉虫。但他每天傍晚收工时，会在地头多站一会儿，朝着南边望一望。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望一望，然后转身进屋，关上院门，像在等一个不需要被说出来的消息。
几个月后，入秋了。一个路过绿洲的货郎在村口歇脚时，无意中提了一句：“往南走七天的那片野地，今年长出了一片绿东西。远远看去绿了一小片，也不知道是什么。”他说完这句就走了，像任何一个途经此地的旅人那样，没有停顿，也没有多问。年轻人站在院门口，没有追问，只是安静地点了点头。他知道，那些种子已经在那里了——在那些还没被命名的根须里，在那些正慢慢伸展开的叶片之间，在风与这片贫瘠土地之间，刚刚开始第一次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