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枝从档案室出来的时候，底片还在她口袋里。塑料封套的边缘硌着大腿外侧，每走一步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她低头看了一眼手机里的照片——那张底片翻拍，她把亮度调到最高，周建国的笑脸在屏幕里显得很亮，但缺少细节，只能看到轮廓和大致的光影分布。她需要把它洗出来。校外照相馆不远，步行大约十五分钟。林枝推门进去的时候，柜台后面的老板正趴在桌上打盹。她敲了两下桌面，老板抬起头来，揉了揉眼睛，目光落在她手上。“修复底片，洗出来，”林枝说，“越大越好。”老板接过底片，举起来对着日光灯看了一眼。他没有立刻说话，拇指和食指捏着底片的边缘翻了一面，然后又翻回来。“这得有二十年了吧？”他说。“二十八年。”老板的眉毛动了一下。他没再问。他把底片收好，在收据上写了个编号，推过来一张取件单。“明天下午来拿，放大到能投影的尺寸。”“能投影？”林枝问。“你要投多大都行，只要你有投影仪。”
第二天晚上，教学楼外空地。晚风比白天凉一些，但不算冷。梧桐叶子在头顶上发出细碎的摩擦声，像有人在不远处翻书。林枝把投影仪架在空地中央的台子上，镜头对准教学楼的白色外墙。她手里攥着那张洗好的照片，边缘裁得整齐，画面细节清晰，每个人的脸都能辨认出来了。她把照片放进投影仪的片夹里，调整了一下焦距。
灯亮了。白光从投影仪镜头里射出去，在教学楼的墙面上铺展开来。一张巨大的毕业照覆盖了整面外墙——学生们成排站立，白色衬衫和蓝色背带裙在灰色的墙面上显出一种旧照片特有的柔和感。最后一排最右边，周建国站在那儿。白衬衫，领口敞开了一颗扣子，头发比现在多，也比现在黑。他的嘴角翘着，笑得幅度很大，像一个在快门按下的瞬间正在跟旁边的人说话却突然被叫住的人，笑容还没收起来就定格了。整面墙都被他的笑脸占据了一角。
空地上已经站满了人。鬼同学们从教学楼里、从操场上、从走廊尽头走出来，围过来，仰起头，看着那面墙上的画面。没有人说话。风停了。头顶的梧桐叶子也不响了。过了很久，文艺委员先发出了声音。她的声音很轻，像自言自语：“周老师原来笑了啊。”然后是更久的安静。然后有人开始揉眼睛——先是站在后排的一个女生，她低下头用手背擦了一下，又抬起来继续看。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揉眼睛，有人用手掌，有人用袖子，有人什么都没擦，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嘴唇微微张开又合上。体育委员站在最前面，仰着头，嘴唇在动。林枝站在投影仪旁边，隔着人群看到他嘴唇的动作——他像是在数人，从第一排往最后一排数，数到最右边的时候停了一下，然后重新开始数。
教学楼四楼，教务处的窗户后面，窗帘拉开了一条缝。不宽，只够一个人从缝隙里往外看。教务主任站在那里，双手垂在身体两侧。他的目光穿过那层玻璃，穿过晚风，穿过空地上密密麻麻的半透明轮廓，落在墙面上自己的脸上。他看着那层放大了很多倍的画面——二十多年前的自己站在最后一排最右边，白衬衫、笑开的嘴角、还没变少的头发。他看了很久。长到壁灯的光在墙角阴影里移动了一小段距离。然后他伸手拉上了窗帘。窗帘合拢的时候，那片光亮从窗户上消失了，只剩下一块暗色的方格嵌在教学楼的立面上。
墙上的投影还在。没有人转头去看那扇已经合上的窗，但林枝看到体育委员的嘴唇停了一下。他朝教务处方向侧了一下头，然后又转回去了。投影结束了。林枝关掉了投影仪，外墙恢复成白色。鬼同学们慢慢散开了，有人走之前对着教务处方向鞠了一躬，没有说话，然后转身走了。空地上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林枝一个人。
她蹲下来收拾投影设备——电源线、连接线、片夹、遥控器。她蹲了一会儿，站起来的时候抬头最后看了一眼外墙。墙面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恢复成干净的白色瓷砖。但刚才的画面还在她脑子里：那幅巨大的毕业照，最后一排最右边的那个人。还有横幅上的字。那行字写在画面的最上方——“1998届高三毕业典礼”，落款日期在横幅的右下角：“1998.6.27。”林枝手里的设备差点掉在地上。她抓紧了线缆。站在原地看着那面已经暗下去的墙壁，开始在脑子里数。6月27日——毕业典礼。6月28日——妈妈转走。6月28日——王小明车祸。6月28日——周建国自缢。同一天。她数完了以后没有动。风重新开始吹了，头顶的梧桐叶子又响起来，远处有人关了一扇窗，发出沉闷的声响。过了好几秒，她蹲下来，把设备放回箱子里，蹲着没动，手按着箱盖，感觉到了夜风掠过后颈的凉意，然后她站起来，往宿舍的方向走去。宿舍楼门口的灯还亮着，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影子在她身后拖了一路，她一直没有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