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石英钟的秒针走动声。老师坐在椅子上，手指搭在桌沿，嘴唇还在微微发抖。他没有看林枝，也没有看窗户，他只是看着自己桌面上的红笔留下的那一道划痕。林枝侧过头，对着窗户的方向说了一句话。她说得很清楚，每个字都咬得实实的：“他说，他不该打你。那天他太急了。你妈住院，他心情不好。”
窗户外面，大叔在拼命点头。半透明的额头一下一下地磕在玻璃上，像一扇被风反复拍打的门。他的嘴型在说“对对对”，嘴唇张开又合上，合上又张开，但没有任何声音传进来。他只是点头，眼睛一直没离开过儿子的后脑勺。
老师没有抬头。他低着头，手指从桌沿收回来，搭在自己膝盖上。“你让他自己跟我说。”他的声音很轻，几乎没有起伏。
林枝站在办公桌和窗户之间，像一条绷紧的线。她看着老师，又看了一眼窗外还在点头的大叔，然后说了一句：“他就在你身后那扇窗外面。他听得到。”老师慢慢转过头，看向窗户的方向。窗玻璃上贴着一张半透明的脸，眼睛睁着，嘴唇微微张开，像是在等待一个他等了很久的声音。但老师看不见他。他只是看着那扇窗，看着窗外被阳光晒得发亮的梧桐叶，看着远处操场上跑动的人影。他对着那扇窗户说：“……我不怪你了。爸。”他叫出那个字的时候，声音卡了一下，像是很久没有用过这个称呼，已经不太习惯它的发音和重量了。
窗外的大叔的嘴型停住了。他整张脸贴在玻璃上，半透明的额头压出一个扁平的轮廓，然后他哭了。没有声音的哭。眼泪从他的眼眶里涌出来，穿过玻璃，穿过窗台，落在办公室的地面上，摔散了。水渍在地面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像一滴墨水落在宣纸上慢慢洇开。大叔的手按在玻璃上，手指从玻璃表面穿过去，指节泛白，像是在按住什么他不想放手的东西。他嘴型又动了一次，缓慢的、用力的：“谢…谢。谢…谢…你。”
老师看不见那双手，也看不见那些穿过玻璃的眼泪。但他对着那扇窗户又说了一句：“你走吧。”他说完之后，转回去了。没有再回头。
窗户外面的空地上，大叔慢慢把手从玻璃上放下来。他站直了身体，隔着玻璃看着儿子的侧脸，看了大约五秒钟。然后他转身离开了窗户。林枝隔着玻璃看到了他最后的表情——嘴角是弯着的。
她从办公室出来，走到校门口保安室的时候，大叔已经站在窗口里面了。他把收音机关掉了，电台的旋钮拧到了“关闭”的位置。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对讲机，黑色塑料外壳，边角磨损得发白，天线折了一截，但按键还完整。他双手把它递过来。“拿着。”他说，“调频到88.4，能听到这学校的‘动静’。有些话我不该听，但有些真相你该知道。”林枝接过了对讲机。塑料外壳上还残留着一层薄薄的灰，但按键很干净，像是被人反复擦过。
她回宿舍的时候，天已经暗了。她没有开灯，摸黑在床沿坐下来，把对讲机放在膝盖上。她转了旋钮，调到88.4。对讲机里先是一阵沙沙的杂音，像收音机找不到台时的背景声。然后，那些杂音下面有什么东西开始慢慢浮上来——先是很远很远的，像从水底升起来的气泡，断断续续的，听不清内容，但能分辨出那是人声。她拧大音量，把耳朵凑近了对讲机的扬声器。一个女声出现了，很年轻，带着慌张和犹豫：“周老师……我必须走。我怀孕了。”林枝的手指攥紧了对讲机。然后是男人的声音，也很年轻：“……孩子的爸爸……”女声打断了他：“他不知道。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我走了对谁都好。”接着是沉默，很长的一段沉默，长到林枝以为录音到这里就断了。然后那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又响起来：“好。我放你走。档案我改。你走了就……别回来了。”门关上的声音。然后是更长的沉默。空白的电流声持续了很久，久到林枝差点以为对讲机的电池耗尽了。然后那个声音又出现了，比刚才更轻，几乎是在自言自语：“6月28日。”林枝把对讲机攥在手里，贴在胸口。她的手在抖。她妈妈的声——二十年前，比她记忆里更年轻、更慌张的声音。她没有听错。对讲机里最后四个字说出来的时候，她停住了。她慢慢转过头看向枕头底下——相册还压在那里。她没去拿，但她知道那上面写着同样的日期。窗外天还是黑的，没有星星，没有月亮，连远处路灯的光都被树叶挡住了。她坐在黑暗里，手里攥着对讲机，胸口还能感觉到扬声器残留的一点点温度，那点温度正在慢慢退去，像一个人的呼吸从近到远，直到消失。她没有动。她只是坐在那里，攥着对讲机，看着窗外那片漆黑的天。她知道今晚她不会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