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回答她。巷子里的哭声渐渐弱了，变成低低的呜咽，最后连呜咽也没了，她哭哑了，也哭累了，只能还抱着那只已经冰凉的手臂不肯松手。
板墙征四郎不知道这个女孩，他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有多少这样的女孩，他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奉天城拿下了，北大营拿下了，东塔机场拿下了，战报上只会写“占领成功”，不会写死了多少平民，他的红铅笔会继续在地图上移动。
而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在他灵魂的深处，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已经开始腐烂了。那是超越了战争罪行的、更深层的腐烂，是他作为一个人的最后一丝良知，在柳条湖的爆炸声中烧成了灰烬。恶魔的种子生了根，就想要在更广阔地方成长，比如人间炼狱的血腥中。
板墙征四郎的权力之路走上了一个新台阶，很长很黑暗似乎毫无尽头，直至走到绞刑架。不过不仅仅是绞刑架的路，那条路他明天就走完了。还有另外一条路，一条更长的、更暗的、没有尽头的路。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东京巢鸭监狱的绞刑架发出刺耳的吱呀声。那是木头被重物拉扯时发出的尖锐呻吟，像绞架上所有的冤魂在一起嘶喊。
板墙征四郎的脖颈被绳索勒紧时，意识消散前最后浮现的，不是故乡的樱花，不是家人的面孔，而是一九三二年在哈尔滨七三一部队见过的人体冻伤实验。那些被称为“马路大”（圆木）的囚徒，被绑在零下三十度的露天木桩上，手指冻成青黑色，末端已经发黑坏死，军医拿着小锤子敲在上面时，会发出木鱼般的咚咚声，那不是人肉的声音，不是骨头的声音，而是一块已经被大自然丢弃的朽木。
那声音在板垣的脑袋里回荡了很多年，此刻忽然变得空前清晰，一下一下敲在他最后的意识上，是阎罗殿前的更鼓招魂节奏。
恍惚间，无数东北百姓的亡魂从地底涌出。他们有的缺了胳膊，有的少了半边脸，有的肚子上还淌着肠子，有的怀里抱着已经僵硬的婴儿。他们的数量太多，从地底涌出来的样子像喷泉倒流，源源不绝。他们的手指像藤蔓，缠住他的四肢往地狱拖拽，藤蔓上有刺，刺扎进他灵魂的纹理里，每一根都链着一桩被他遗忘的罪行。
世人以为这是终结，却不知军国主义的余毒在他体内种下邪恶的种子，会让他加入更诡异的合谋，那是比死亡更残酷的诅咒！
板墙征四郎也以为，绞索勒入脖颈的那一刻，自己真的就这么死了。他这一生杀过太多人，见过太多死法，子弹穿胫、炮火犁城、刺刀挑开孕妇的腹腔……他以为自己懂得死亡。地狱也好，业火也罢，死亡是一扇门，推开它，走过去，便什么都没有了，受一遭苦，然后一了百了。
可他从策划与主谋这场战争开始，并没有做好死亡的准备，甚至从未做过死亡的准备。
绞索收紧时，骨头像烧过的纸，边缘因炭化而卷曲，一碰就碎。颈椎断裂的声音很快在他颅腔里炸开，咔嚓，清脆而沉闷在他颅内炸开，比之一九二九年北满荒原上的第一声枪响、柳条湖的那声爆炸、南京城外长江水里万千冤魂的呜咽……所有都是他他听过和制造过的死亡的声音。
板墙征四郎终于要死了吗？
当其他战犯的骨灰被撒入太平洋——骨灰盒被带到横须贺港外的公海上，美种国宪兵打开盖子，海风一吹，灰白色的粉末飘落在浪尖上，沉入太平洋深蓝的海水里，便宜他们得到了一场潦草的句号。
他呢？他的牌位被悄悄塞进了绥靖神社！
那是一块打磨光滑的桧木牌位，上面用墨笔工工整整地写着他的神号。塞进去的人是谁？也许是某个不肯认输的旧军官，也许是某个提前打点好的神社神官，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被“神格化”了，一个杀人犯，一个战犯，一个被国际法庭判处绞刑的恶魔，被摆进了供奉神明的殿堂。
参拜者的香火点燃时，第一缕青烟从铜制香炉里升起，带着檀木和桧木混合的浓郁香气，像一根无形的绳索，从香炉飘向灵玺簿，飘向那块写着板墙征四郎之名的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