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墙征四郎还想起了五天前，九月十三日，他陪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烦在长春检阅演习活动。
这不是普通的军事训练，而是一场即将开始的实战预演。演习场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步兵方阵在口令声中齐步前进，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像一片移动的钢铁森林。彼时的本庄繁也许会站在观礼台上微微点头，军帽的檐遮住了他一半的脸，看不清表情，而板墙征四郎可能在他身后半步，面无表情，但心里大概在忍住笑。
这是一场阅兵，也是一场葬礼的预演，葬礼的祭品并不仅仅是这片土地的主权。
爆炸声从城北传来，沉闷的一声，像远处下暴雨时的雷，又像巨石从山崖滚落谷底的回响在板垣征四郎耳朵里，那声音一定清晰得像有人在耳边敲了一下锣，宣告一个时代终结、另一个时代开始的锣声。
他的眼睛应该看不出喜悦与激动，更多只有一种冰冷的、近乎机械的满足，很像魔鬼工坊新造的战争机器成功了，产出新的战争机器成为魔鬼工匠，在看着自己精心打造的作品终于运转起来。齿轮咬合齿轮，杠杆推动杠杆，每一个零件都精确地执行着预定的程序。
对他来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关东军有了借口。有了借口，就有了一切。
齿轮转了，机器开动，再也无法停下。有钱能使鬼推磨，故而鬼推磨时，也从未想过停下。
北大营方向的东北军第七旅驻地，六千八百名中国士兵在睡梦中被炮火惊醒。
第一发炮弹落在营房东北角，轰的一声，砖石乱飞，屋顶被掀开半边，火舌从断壁残垣中蹿出来。他们没有接到抵抗命令。张学良在北平，蒋介石在南昌，他们都不在，但电话线明明通着，没有人告诉那些年轻的士兵该怎么办，他们只听见炮弹落下来的声音，一颗接一颗，像阎罗殿里敲响的丧钟。
他们只会看到。营房被炸塌，火光把黑夜烧成白昼；战友被弹片削去半个脑袋，脑浆混着血溅在墙上，溅在活着的人脸上，温热的，粘稠的，顺着脸颊往下淌。然后他们跑。
可是哪里跑？不知道，跑就是了。有的往操场跑，有的往东边围墙跑，有的跑了几步被下一颗炮弹追上，连喊都没来得及喊一声。也许他们是在跑动的人群中听见有人在喊“不许开枪”，声音尖利而绝望，那是从上峰传来的最后一道命令，像一把锁，锁住了几千人求生的机会。
这时候的板墙征四郎，是否站在窗前看着北大营方向的火光？如果是，那火光映在他眼镜片上，一闪一闪的，一定很像一簇又一簇小小的鬼火。鬼火在荒野里跳，他在窗前看，中间隔着几千条正在消逝的生命，隔着一条正在被暴力重构的国境线。
九月十九日凌晨。奉天城陷落。
东倭军在炮轰北大营三小时后，步兵冲进营地。军靴踏过炸碎的砖石，踏过来不及收走的被褥，可能踏过散落在地上的家书，那信纸上还留着乡下母亲歪歪扭扭的字迹：“吾儿安否？”然后他们通过沈阳外攘门等城门进入市区，沈阳城随即陷落。
东倭军入城后实施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挨户检查，寻找疑似中国士兵或武器，对民宅、商铺和学校进行了侵扰。是否可以想象，魔鬼的种子生根发芽后，借用人形躯壳，用枪托砸门，木门碎裂的声音在凌晨的巷子里，像一场没有间断的冰雹此起彼伏；对平民包括妇女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暴行。
这些罪行板墙征四郎听不到，他的指挥所离现场有一段距离，但这不代表他不知道。策划者和执行者之间，有着一种无须言说的默契。
看见什么拿什么，粮食、布匹、银元、女人，拿不走的就砸，搬不动的就烧，带不走的人，就杀掉。
奉天城在哭。
女人的抽泣、孩子的嚎啕、老人的呻吟，没有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力量，只能汇集成一条无声的河，只有河底翻滚的全是破碎的骨肉。
恶魔的观念里，这样的哭声或许更让他兴奋，那是战功的注脚，是勋章上镶嵌的背景乐。而冷静的他，正在指挥所里，对着地图，用红铅笔圈出下一个目标，红铅笔在地图上移动，像一只吸血的蚊子，每落下一个红圈，就有一座城市在流血。长春、吉林、齐齐哈尔、哈尔滨……红圈一个接一个，血也一片接一片地染红东北的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