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尚未部署完毕时，板墙垣四郎似乎已经听见东北军兵营里传来的惨叫。
那是他想象出来的声音，却比任何真实的声音都更让他兴奋——男人的吼叫、女人的哭泣、房屋倒塌的轰隆、子弹钻进血肉的闷响……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在他脑海里奏成一曲只有他与东倭军才能听得懂的军乐。他或许还看见火光冲天的方向，那火光把半边天空都烧红了，像一面巨大的、以血染就的旗帜。他也许想起柳条湖一带的高粱地已经割了大半，茬口齐刷刷地戳在田野里，像一排排被斩断的脖颈。那些茬口在月光下泛着惨白的光，像无数张无声张嘴的喉咙。
他就要踩着累累白骨登上权力的高台，历史会让他的名字成为胜利者的标签，他相信这一点，正如他相信大和民族天然就该统治这片土地，甚至整个世界。
他要感谢被打动的军医，是自己通过持续恳求并宣誓“效忠天皇陛下”“为大日本帝国献身”，使军医不要因为身高不足（据传约一点四五米）而拒绝，让自己获得破格录取机会。同为东倭人，自然是会为军国主义的强硬意志让军医破例的，说服，不必强硬，也不必欺骗。
他还要感谢那个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建川没次。建川没次是来约束关东军少壮派军官的冒险举动，然后在安全的护送下到达菊文旅馆，心照不宣地在艺妓的陪伴下喝醉了酒，在卫兵以免被“暴戾”的中国军队袭击而守卫时安然昏睡。
鼾声从纸门后面传来，带着清酒的醇味，那是日本最高军令部对这场事变最真实的回答。
原本建川没次要来传达陆相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的意见，让他在隐忍一年——隐忍？先不单说在东北隐忍了多久，十几年，从驻华武官助理到关东军高级参谋，从昆明到武汉到沈阳，刺探地形、拉拢势力、策划阴谋，他认为自己已经隐忍得够久了。
板墙征四郎自幼学习汉语，在天津的弄堂里背过唐诗，在汉口码头跟商贩讨价还价，在北京的茶馆里听旗人讲前朝往事。他学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是为了交流，而是为了更精准地找到每一个可被利用的弱点。他多次踏足中国，利用职务之便长期搜集中国军事、地理和政治情报，是推动日本侵占东北的核心人物之一。
那些情报如今都躺在关东军司令部的档案柜里，每个档案袋里都封着一座城市、一支军队、一个可能的突破口。
但建川没次在出发前，故意将这一“隐忍”的决定暗示给了陆军法西斯青年军官组织“樱花会”的头目、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腥五郎。这是一颗永远处于待发状态的炮弹，听到消息后立刻向板垣发出三封密电，措辞一封比一封急迫：“机不可失”、“不必等待”、“速决”。
所以，才有了花谷正将建川没次送入菊文旅馆并设宴款待的那一幕。
既然消防员已经被安顿好了，火就要放了。
板墙征四郎或许还会感谢时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贰。尽管土肥原贤贰当时已回国述职，但这场事变的蓝图上有他的指纹：情报网的铺设，关键人物的收买，沈阳城内每一处军事目标的坐标。土肥原贤贰把这些东西交给他的时候，像两个工匠交接一张设计图，彼此不需要多说一句。
他懂中国地理，懂中国军情，也懂中国人情。他看到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根线，只要找到线头，一拉就动。
张景惠“贪权”，是个可以当“无大志远谋、易利用”的傀儡，以后定能成为铁杆汉奸，只要等到事变之后，权力这块骨头一扔，他便会摇着尾巴扑上来，毫无原则地配合日军。熙洽“恋旧”，作为前清皇族，他会为了那个已经灭亡的朝代主动投靠以寻求合作，辫子虽剪了，心里的辫子还在，只要给他一个朝代的幻影，他就愿意跪下去。臧式毅“怕死”，被日军扣押并软禁，在黑暗的囚室里，恐惧会像水一样慢慢淹过他的头顶，只需在那时伸出一只手，他就会抓住。而溥仪爱做梦，一心企图复辟大清帝位，板墙征四郎亦能对他作打算，可以“执政”头衔诱骗至东北，再以张作霖的下场相恫吓，“若不配合，则性命堪忧”，恩威并施，或许还能当场交付二十万日元“建国心意”，许诺年薪五十万日元及宫廷经费，这是为他溥仪精心打造的以金钱和武力胁迫其接受“满洲国”框架帝王梦，也是实为日本操控的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