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还埋在柳条湖的碎石堆里，谎言已经跑完了一圈地球。
在临时指挥所的板墙征四郎，在未得到东京中央政府明确授权的情况下“独走”，以司令官名义向各部队下达进攻命令。他命令第二师团向奉天集结，命令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突击，命令重炮向预定目标开火。屠夫刀刀精准的熟悉，难道不是因为无数次的实际练习吗？
总之，他伪造了现场证据并下达了攻击命令，心里是毫不慌张的，他不担心，也不必担心。他预判即便事变爆发初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烦最初有所犹豫，事后也会因为既成事实而追认，随即卷入并配合扩大战事，这就是“下克上”的逻辑，不是上级无能，而是下级用事实逼上级就范。
本庄烦在旅顺的司令部里踱步思忖的那些夜晚，板垣早在几个月前就替他考虑过了：同意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没有选择。
果然，这份电报被旅顺司令部接收，司令官本庄烦、参谋长仨宅光治以及作战参谋石原弯耳等人随即获悉消息。石原弯耳即便不是第一个站出来说话，也定然很快会用眼镜片后的热得像两块炭目光，表达强烈主张“若不立即增援将陷于被动”，“如不立即增援奉天，关东军将蒙受失败之辱”。
会议室里回荡，不只是石原莞尔的声音，还会撞击着墙壁，撞击着每一个人心里最后一丝犹豫。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东倭“诉诸武力解决满蒙”的“绝好机会”。犹豫到支持的转变十分迅速，最终拍板批准了进攻沈阳北大营的军事行动，并将局部冲突扩大为全面侵略。
命令从旅顺发出，沿着电报线路，沿着铁路线，沿着关东军的指挥链，一级一级传下去。电波的每一次跳跃，都意味着更多的部队将从驻地向南开动，更多枪炮将指向那些尚在睡梦中的中国东北军。
东倭军时任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的大尉今田腥太郎，负责此次事变的整体协调。他站在距离北大营不到一公里的暗处，手指搭在指挥刀的刀柄上，指尖冰凉，听得爆炸声后便热了。他明白工兵出身的独立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给自己发来了信号，随即指挥部队进攻北大营。
步兵开始向前移动，脚步压过低矮的枯草，发出沙沙的声响。野战炮兵将两门二百四十毫米榴弹炮秘密运抵沈阳并瞄准北大营，炮手在黑暗中调校角度，炮口缓缓抬起，像一头被放出钢铁囚笼的饥饿许久的嗜血巨兽。重炮则用于后续攻城或威慑。
算上东倭在乡的预备役军人和武装警察，东倭军在事变初期的可动员力量可达两万至三万，这部分人虽非正规野战军，装备和训练也略逊有限，但他们散落在奉天城的各个角落，是一盘棋局中潜伏的卒子，等待着被激活的那一刻。
板墙垣四郎要将这场爆炸嫁祸于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大营，为了造成“既成事实”，自然是要准备充足的，不能让其他国家（如国际联盟成员国）捷足先登，不能让外交照会比子弹更早到达。外交官们还在日内瓦的会议厅里就议程顺序争吵不休，他的枪口已经瞄准了沈阳。
他喜欢奉天的秋天，因为它意味着收获。他更喜欢张学良的选择：忙着内斗，执行“不抵抗政策”，命令东北军“把枪放到库房里”。
第七旅等精锐部队枪械弹药确实被集中封存，像被缴了械的囚徒，连牙齿都被拔掉了；指挥系统混乱，旅长不在位，团长们在电话里互相推诿，基层士兵们从床上跳起来时，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向谁报到。
这支部队未能有效组织抵抗，导致东倭军轻易占领北大营。
今夜，由于命令限制和东倭军突袭，东北军的重武器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反而大部分完整落入东倭军手中，崭新的火炮、未拆封的炮弹，简直就是拱手奉上一份丰厚的战利品，原封不动地被侵略者签收了。
石原弯耳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一盘散沙，缺乏现代国家意识，民众与政府离心离德。他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中东路事件已暴露东北军指挥失误和战斗力不足，东倭军方据此认定张学良缺乏抵抗意志和能力。
此时的判断里遗漏了一样东西：现在的一盘散沙中，每一粒沙以后都是一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