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山随处是，绞索自家栓。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巢鸦监狱迎来恶魔的最后一夜。
这夜的东京下着冷雨，带着海风的咸腥气偷偷跟在雨丝后面，从铁窗的缝隙里渗进来，与监狱走廊里的消毒水和铁锈混合成刺鼻的味道。
监狱的墙壁是灰色的，灯光是惨白的，不知是谁将一口棺材遗忘在角落里。绞刑架上的绳索是新麻搓的，专门为迎接魔鬼的生命尽头而搓，一股子潮腥气，不如奉天城外秋天收割后田埂上烧剩的秸秆，那是青烟包容草木灰的气息，泥土尚有余温，而眼前这股潮腥只让他闻到了死亡本身的腐烂味道。
彼时的板墙征四郎坐在牢房里，听见走廊尽头有人走动。脚步不算重，自有规律的落地有声，那是美种国宪兵在换岗。皮靴一下一下踏在地面上，节奏坚定，不紧不慢的倒计时。牢房内外偶尔传来别的囚犯翻身时铁床的吱呀，或者不远处某个不知名的战犯在幻想中发出的呓语。
这些声音都像隔了一层水，传到板墙征四郎耳朵里时已经模糊了，只有他自己的呼吸是清晰的——呼，吸，呼，吸，每一次都是他生命的倒数。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皮肤粗粝，指节发黄，虎口处有经年的老茧，那是握军刀握出来的，也是翻阅无数作战地图翻出来的。这双手牵过“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一把从纸面刺进了白山黑水胸膛的匕首；这双手按过关东军作战命令的电报键，每一次击打都是为一座城市的陷落敲响丧钟；这双手握过第五师团的军刀，刀刃曾在台儿庄的血泥中劈开生与死的界限。
如今，指甲剪得很短，指节微微发肿，未必如两排被雨水泡胀的旧木桩可堪入目。灯光之下，翻过去的手掌纹路显得格外深，仿佛有人用刀刻过，每一条纹路都像一条战线，延伸向他记忆深处那些燃烧的村庄和坍塌的城墙。他试着握紧拳头，指关节发出细微的咔嗒声。
一把年久失修的锁即便还能扣上，也再扣不紧了。
板墙征四郎六十三岁了，脑袋仍然很大。这颗大头搁在瘦削的肩胛上，是一枚过早熟透、摇摇欲坠的果实。不知在盛冈中学的操场上，同学们曾在背后窃窃私语？目光会不会像针一样扎在他不协调的身形上说：“脑袋大身子小”？
身材的缺陷与人性的缺陷，哪个才是魔种的源头？可后来，这具躯壳里膨胀起来的，却是比他身材大得多的野心！
如今这颗脑袋依旧垂在脖颈上，脖子像一根即将被风吹断的枯枝，脑袋随时可能坠落，带着一生的恶，滚进无底的深渊。
待到凌晨，他将与东调英机、土肥原贤贰、松紧石根等人一同被绞死。
板墙征四郎怕死吗？看起来是不怕的。
东倭与俄战争时他十九岁，左胫被子弹打穿，弹头钻入皮肉会产生灼热的疼痛，好比一条烧红的铁链嵌进骨头，血从伤口涌出来时是温热的，足以浸透绑腿，滴在旅顺外围阵地的冻土上。他硬是是不下火线，咬着牙继续扣动扳机，直到失血过多眼前发黑，才被部下强抬到随军医院。
可这不代表他的心的热的。
他有魔鬼埋下的种子，有源源不断恶之养料滋长的战争机器：杀戮的意志、征服的狂热、对死亡的漠视。他只可惜伤势愈合太慢，待恢复时战争已经结束，此次“打仗立功”的目标泡汤了。
在军国主义的狂热熏陶下，死在战场才是“尽忠”，是通往“军神”的独木桥。从仙台陆幼起，那条路就刻进了他的骨头里，用铁血的墨、用死亡的笔。学监大越谦吉战死沙场，尸体被抬回国时覆盖着日章旗，于板墙征四郎而言便是那桥上最亮的明灯，照着他一生要走的路。
只是明亮还有另一面。
还没成为关东军高级参谋的他，就是一名“中国通”，长期主张对华侵略扩张的他，后来穿着大佐的军服实质执行，并多次亲临前线指挥平型关、忻口、台儿庄等侵华行动，即使曾有过负伤经历，犹豫作战风格凶狠果决，常以少胜多自居，还是被东倭称为“板垣之胆”。
他这一生杀过太多人，见过太多死法：子弹穿胫的刺痛，炮火犁城的轰鸣，刺刀挑开孕妇腹腔时那一声轻微的撕裂声，和随之涌出的热腾腾的脏器……他也许以为自己懂得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