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轿夜行
一
那天的月亮很怪。
不是圆，也不是缺，像被人咬了一口的烧饼，边缘参差不齐地悬在山脊线上。我开着那辆二手五菱宏光，在盘山公路上已经爬了四十分钟。导航早在半小时前就失去了信号，屏幕变成一片幽蓝的"信号搜索中"，像极了深海里某种生物的眼睛。
我是去槐树沟送药的。
村里老支书下午打来电话，说三爷的哮喘犯了，镇上的诊所治不了，让我连夜把药送过去。三爷是村里最老的采药人，年轻时救过我爹的命。这个情，我得还。
山路越来越窄，柏油路面在多年前的一场山体滑坡后就没有再修过，只剩下碎石子混着黄土的便道。我开得小心翼翼，车灯像两把钝刀，勉强剖开前方浓稠的黑暗。两侧的山壁压得很近，偶尔有枯枝从车窗划过，发出指甲刮擦玻璃般的声响。
仪表盘显示晚上十一点十七分。
转过第七个弯时，我看见前方路中间有一团更浓的黑影。
我踩下刹车。不是急刹，是那种缓慢的、带着迟疑的制动，仿佛刹车踏板本身也在犹豫。车停稳后，我眯起眼睛——那是一顶轿子。
黑色的轿子。
不是电视里那种喜庆的红轿子，也不是古装剧里官老爷坐的绿呢大轿。这顶轿子通体漆黑，轿帘低垂，四角悬着的不是灯笼，而是四盏白纸糊的灯笼，里面燃着幽青色的光。那光不亮，却异常清晰，像四只半睁的眼睛，在黑暗中冷冷地注视着我。
抬轿的是四个人。
他们穿着深蓝色的对襟短褂，黑色灯笼裤，脚上是千层底的布鞋。四个人并排成两列，前面的两人和后面的两人，步伐出奇地一致。让我毛骨悚然的是——他们的脚落在碎石路面上，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不是脚步声很轻，是完全没有声音。
就像他们脚下踩的不是实地，而是某种虚空。我竖起耳朵，连碎石被碾压的咯吱声都没有。夜风穿过山谷，吹得路边的枯草簌簌作响，却吹不动那四盏白纸灯笼里的火焰。那四簇青火纹丝不动，仿佛凝固在灯罩里的鬼眼。
我下意识地把车往路边靠了靠。
山路很窄，勉强能容两辆车错身。我把车停在最右侧，右侧车轮已经压到了路基边缘，再往外就是三米多高的土坎。我熄了火，关了车灯，整个人缩在驾驶座上，连呼吸都放轻了。
抬轿的人没有看我。
他们低着头，脸藏在阴影里，我看不清面目。但从身形判断，应该是四个男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们的步伐很慢，却带着某种奇特的韵律，每一步的间隔分毫不差。
轿子从我车边经过。
距离最近的时候，我的车窗离轿帘不到半米。那帘子是黑色的粗布，上面似乎绣着什么图案，但在青色的灯光下看不真切。我死死盯着那道帘子，心脏跳得像要冲破肋骨。
帘子动了一下。
不是被风吹的——那晚根本没有风能吹动那四盏灯笼。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动。我看见一只苍白的手从帘子缝隙里伸出来，手指细长，指甲泛着青灰色，轻轻搭在轿框上。
那只手只出现了不到一秒，就缩了回去。
我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瞬间凝固了。我想尖叫，想发动汽车逃命，但身体像被钉在了座椅上，连手指都动弹不得。我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顶黑轿从我车旁缓缓经过，那四个抬轿的人依旧低着头，依旧没有发出任何脚步声，像四个沉默的剪影，渐渐融入前方的黑暗。
从头到尾，我没有听见一句交谈。
没有咳嗽，没有喘息，没有鞋底摩擦地面的声响。只有那四盏白纸灯笼的青光，在黑暗中一明一灭，像某种古老生物的呼吸，慢慢消失在盘山公路的转弯处。
我坐在车里，浑身被冷汗浸透，直到那四点青光彻底看不见了，才找回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我颤抖着发动汽车，油门踩到底，在碎石路上颠簸狂奔，直到看见槐树沟零星灯火，才像溺水者浮出水面般大口喘气。
二
老支书家的土坯房里，昏黄的灯泡在房梁上摇晃。
我把药交给三爷的孙子，坐在门槛上抽烟。老支书蹲在我旁边，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在黑暗中一明一灭。
"你脸色不对。"老支书说，"路上遇见啥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路上的事说了。我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说到那只从轿帘里伸出来的手时，我的声音开始发抖，烟灰掉在鞋面上，烫出一个焦黑的洞。
老支书的旱烟停了。
他慢慢直起腰，浑浊的眼睛在昏暗中盯着我，那眼神不像在看一个活人，更像在看某种即将应验的谶语。
"黑轿？"
"嗯。"
"四个人抬？"
"嗯。"
"穿蓝褂子，黑裤子，千层底布鞋？"
"您怎么知道？"
老支书没有回答。他站起身，走到里屋，翻箱倒柜地找出一本泛黄的册子。册子没有封面，纸页脆得像秋天的落叶，他用粗糙的手指小心翼翼地翻开，停在其中一页。
"民国二十三年，"老支书的声音变得很远，像从井底传上来的，"槐树沟闹瘟疫，死了四十七口人。那时候没有大夫，没有药，死了的人没法往山外运，就在后山挖了个大坑，集体埋了。"
他顿了顿，烟锅里的火熄了，屋里暗了一瞬。
"埋人的是四个外乡来的脚夫。他们抬着一顶黑轿来的，说是给大户人家送寿材，路过此地。村里人给了他们几吊钱，让他们帮忙埋尸。他们答应了，抬着黑轿上了后山，一天一夜没下来。等村里人找上去，只看见那个大坑填平了，土是新翻的，四个脚夫和那顶黑轿，不见了。"
我听得后颈发凉："后来呢？"
"后来？"老支书合上册子，"后来每年清明前后，就有人看见那顶黑轿在山路上走。有时是四个人抬，有时是一个人抬，有时是空轿自己走。看见的人，有的疯了，有的病了，有的……再也没回来。"
"那条路，"我嗓子发干，"那条盘山公路，不是一直通着吗？"
老支书看着我，那眼神让我想起了我爹临终前的样子——不是悲伤，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是看着一个已经知道结局的故事。
"那条路，"他说，"一九五八年修水库的时候，山体滑坡，整个路基被埋了三十多米。后来改道从东边的山谷走，这条路就废弃了。你今晚走的……是条死路。"
我手里的烟掉在了地上。
"不可能，"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我明明开到了槐树沟，我明明……"
"你走的是东边的路？"老支书问。
"我……"我突然不确定了。导航失效后，我完全是凭着记忆和直觉在开车。那些弯道，那些山壁，那些枯树，在黑暗中看起来都那么相似。"我不知道，"我最终说，"我不知道我走的是哪条路。"
老支书没有再说话。他重新点燃旱烟，火星在黑暗中一明一灭，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在计算着我剩余的时间。
三
我在槐树沟待了三天。
第一天晚上，我发起了高烧。不是普通的发烧，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冷，盖三床棉被都止不住地打颤。我梦见那顶黑轿，梦见那只苍白的手掀开了帘子，梦见帘子后面是一张没有五官的脸，像一张被水浸泡过的白纸，只有两个黑洞洞的眼窝，直直地"望"着我。
第二天，三爷的孙子去镇上请了大夫。大夫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姓陈，背着药箱走了十几里山路。她给我把脉的时候，眉头皱得很紧，像在读一本写满了死字的账簿。
"脉象沉细，"她说，"像是……像是受了极大的惊吓，又像是……"
"像是什么？"
陈大夫没有说完。她给我开了几副安神的中药，临走时把我拉到屋外，压低声音说："你身上有味。"
"什么味？"
"土腥味，"她说，"很重的土腥味，像是从坟里带出来的。你最近是不是去过什么不干净的地方？"
我想到了那条路，那顶轿子，那只手。但我没有说，只是摇了摇头。
陈大夫叹了口气，从药箱底层摸出一个红布包，塞到我手里："这是我师父传下来的，桃木削的，带在身上，别离身。"
那是一枚桃木钉，三寸多长，一头削尖，一头刻着某种我看不懂的符咒。我把它挂在脖子上，贴着心口，感觉那三天里第一次有了一丝暖意。
第三天，我的烧退了。
老支书说，这是好事，说明"他们"还没打算收我。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飘忽，不像是在安慰我，更像是在说服自己。
我决定离开。
临走前，老支书送我到村口。清晨的山雾很浓，像一匹匹白纱从山谷里涌上来，把远处的山路藏得严严实实。老支书从怀里摸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
是一枚铜钱。
铜钱很旧，边缘磨得发亮，中间方孔里穿着一根褪色的红绳。正面刻着"康熙通宝"，背面却不是我见过的任何满文，而是某种扭曲的图案，像是一张痛苦的人脸。
"这是……"
"民国二十三年，"老支书说，"那四个脚夫埋完人，村里人在他们住过的土地庙里找到的。一共四枚，这是最后一枚。你拿着，算是……算是保个平安。"
"那四个脚夫，"我问，"后来有人找过他们吗？"
老支书望着远处的山雾，很久才说："找过。五几年的时候，有个过路的道士，说那四个脚夫不是人，是'引路'的。他们抬的黑轿，也不是给人坐的，是给……给那些在瘟疫里横死的人坐的。那些人不甘心，不肯走，他们就一年年地抬，一年年地引，直到把该带走的都带走。"
"那我……"
"你看见了，"老支书转过头，看着我，"你看见了，就意味着你被记上了。这铜钱能挡一时，挡不了一世。以后每年清明、中元、寒衣，这三个日子，天黑别出门。尤其是……别走夜路。"
我把铜钱挂在脖子上，和桃木钉并在一起。两枚物件贴着皮肤，一温一凉，像两颗不同的心跳。
四
我回到了城里。
生活像被按下了某种诡异的暂停键，又突然开始快进。我找了份快递员的工作，每天骑着电动车在大街小巷穿梭。白天人声鼎沸，车水马龙，那顶黑轿和那只苍白的手，渐渐变得像一场遥远的噩梦。
但只有我知道，有些东西变了。
我开始怕黑。不是普通的怕，是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连睡觉时都要开着床头灯。我开始怕静。安静的时候，我总能听见某种细微的声响，像是布鞋踩在碎石上的沙沙声，又像是轿杆摩擦肩膀的吱呀声。那声音很远，又很近，像是从记忆深处浮上来的。
最可怕的是，我开始在镜子里看见不该看见的东西。
不是鬼影，不是幻象，是某种更微妙的东西。有时候我刮胡子，镜子里的人会慢半拍；有时候我转身，眼角的余光会瞥见镜中的自己还在原地，直直地"望"着我。我换了一面镜子，又换了一面，情况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
一个月后，我在送快递的路上出了车祸。
不是大车祸，是电动车撞上了一辆突然打开车门的轿车。我飞了出去，右肩重重磕在马路牙子上，诊断结果是肩袖撕裂，需要休养两个月。
养伤的日子里，我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槐树沟、关于那条路、关于民国二十三年瘟疫的资料。我在市图书馆的古籍部泡了整整一周，灰尘和霉味呛得我直咳嗽，但收获寥寥。
直到我在一本地方志的附录里，发现了一段手写的批注。
批注的字迹很潦草，像是某种临终前的急就章，墨水已经褪色，但还能辨认：
"……民国二十三年，槐疫，死者四十七，皆埋于后山乱葬岗。有黑轿夜行，四夫抬之，往来于阴阳道。道非人筑，乃疫死者怨气所凝，实虚交错，行者慎之。四夫者，非生非死，为疫鬼之役，引亡魂归位。见轿者，魂已登簿，三年为期，期满必引。避之之法，唯有……"
后面的字迹被虫蛀掉了，只剩几个模糊的墨点。
我盯着那行"三年为期，期满必引"，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往脚底沉。从那天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零四个月。如果按照批注说的，我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
批注的落款是一个名字：陈守一。
我查了这个名字。陈守一，光绪年间生人，民国时期的民间道士，擅长驱邪镇煞，晚年隐居槐树沟附近，死于1958年。就是老支书说的，那个"过路的道士"。
我在图书馆又泡了三天，找到了更多关于陈守一的零散记录。在一本1980年代的民俗调查笔记里，有一段采访记录，采访对象是槐树沟的一位老人，已经去世多年。记录里有一段话，让我浑身冰冷：
"……陈道士说过，那四个脚夫，原也是槐树沟的人。瘟疫来的时候，他们没死，被村里人选去埋人。埋着埋着，他们发现坑里还有气的人，就……就活埋了。四十七个人里，有十二个是活着被埋的。那四个脚夫后来也染了病，没死透，被扔进了坑里。他们不甘心啊，就变成那样了，年年抬轿，年年引魂，要把当年活埋他们的人，一个一个都带走……"
我合上书，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
原来不是引路的，是寻仇的。
原来那顶黑轿，是给那些活埋他们的人坐的。
可我爹，我爷爷，都不是槐树沟的人。我只是一个送药的，一个过路的，我为什么要被"记上"？
除非……
我想起了老支书说的话："你今晚走的……是条死路。"
那条路，那条几十年前就被滑坡埋掉的死路，我到底是怎么走上去的？
五
肩伤养好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辆二手车。
不是五菱宏光了，是一辆老款的捷达。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又借了一笔钱，在车管所过户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抖。工作人员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笑了笑，说没事，只是有点激动。
我需要的不是车，是再去一次那条路。
不是槐树沟，是那条真正的死路。我要在白天走一趟，看看那到底是什么地方，看看我那天晚上到底经历了什么。我要找到答案，哪怕答案会要了我的命。
我选了一个晴天，早上六点出发。
导航依然找不到那条路。我凭着记忆，从槐树沟的岔路口往东，找到了老支书说的"改道"后的新公路。新公路修得很宽，水泥路面，护栏齐全，和那晚的碎石路截然不同。我沿着新公路开了二十分钟，找到了一个标着"旧道遗址"的石碑。
石碑后面，是一条被杂草和灌木覆盖的便道。
我把车停在路边，徒步走了进去。
便道很窄，不到两米宽，两侧的灌木长得比人还高，把阳光切割成细碎的光斑。地上铺满落叶和枯枝，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某种动物的尸体上。我走了大约十分钟，便道突然断了。
不是到了尽头，是被一堵土墙挡住了。
那是一面山体滑坡形成的土墙，高约三十米，宽约五十米，像一座巨大的坟墓，把整条路埋得严严实实。土墙上长满了野草和灌木，有几棵碗口粗的树从土里斜插出来，根系裸露在外，像垂死的爪子。
我站在土墙前，浑身发冷。
就是这里。那天晚上，我开着车，就是从这里，从这面土墙的位置，"经过"了那顶黑轿。
可这是不可能的。
这面土墙存在了将近七十年，我不可能穿过它，我不可能从这条路上经过。那天晚上我走的路，和眼前这条被埋葬的路，不可能是同一条。
除非……
我摸了摸脖子上的铜钱和桃木钉。铜钱温热，桃木钉冰凉。我突然明白了老支书那句话的意思——"你今晚走的……是条死路。"
不是比喻，是字面意思。
那天晚上，我走的不是人走的路，是"疫死者怨气所凝"的阴阳道。那条路在真实的世界里已经不存在了，但在另一个世界里，它还在，还在被那四个脚夫一年年地走着，一年年地抬着那顶黑轿。
而我，不知因为什么，在那天晚上，走进了那条路。
我转身往回走，脚步越来越快，最后几乎是在奔跑。灌木的枝条抽打在脸上，火辣辣地疼，但我顾不上。我只想离开这里，离开这面土墙，离开这个被时间遗忘的角落。
跑到车边的时候，我扶着车门，大口喘气。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一声咳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