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业按照纸条上的地址，找到了省体改委信访办。
信访办在一栋老旧的办公楼里，楼道里弥漫着烟味和旧报纸的潮气。建业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进去。门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他认得那些字，但此刻腿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动。
“同志，你找谁？”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妇女从办公室里探出头来，手里端着一个搪瓷茶缸，上面印着“先进工作者”五个红字。
“我……我来反映情况。”建业咽了口唾沫，声音有点发紧。
“反映什么？进来吧。”
办公室里光线昏暗，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旧办公桌，桌上堆满了文件和报纸。墙上挂着幅字，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墨迹已经有些发黄。建业在椅子上坐下，双手不自觉地攥着衣角。
“说吧，什么情况？”中年妇女放下茶缸，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笔记本。
建业把心一横，从头到尾说了起来。从他在江城摆摊被刁难，到货物被扣押，再到被人举报“投机倒把”，一五一十，没有半句隐瞒。说着说着，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变成了喃喃自语。
中年妇女停下笔，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
“投机倒把这个帽子，确实压垮了不少人。”她叹了口气，“现在政策在变，但下面执行起来还是有偏差。你这种情况，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建业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丝希望：“同志，那我的货……”
“先填个表格。”中年妇女递过来一张纸，“把具体情况写清楚，包括时间、地点、涉及的人员。我们会调查的。”
建业接过表格，仔细填了起来。表格很详细，除了基本信息，还要写明货物数量、价值、被扣押的经过。他写得很快，字迹工整，一笔一画都透着认真。
中年妇女站在旁边看着，眼神里多了点什么。
“小伙子，你是高中生？”
“嗯。”建业应了一声，“去年高考差几分，没考上。”
“不错，字写得挺漂亮。”中年妇女点了点头，“现在像你这样有文化的年轻人，不多了。”
建业填完表格，又把之前火车上那位同志给的地址拿了出来。
“同志，我这里还有个地址，说是省体改委的信访办，就是这里吗？”
中年妇女接过纸条，看了一眼，脸色微微变了。
“你这个地址……是谁给你的？”
“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位姓张的同志。”建业如实回答，“他看了我的情况，说让我到这里反映。”
中年妇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纸条还给他。
“你先回去等消息吧。有进展我们会通知你的。”
建业忐忑不安地离开了信访办。
接下来的七天，他度日如年。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门口有没有信，晚上睡前也要反复确认门锁好了没有。母亲问他怎么了，他只说没事，心里却像揣了只兔子，七上八下。
第八天早上，邮递员在门口喊：“刘建业，信！”
建业从床上一跃而起，鞋都来不及穿就跑出去了。信封上印着省体改委的大红印章，他拆信的手抖得厉害，撕了好几次才撕开。
信里说，省里已经派出调查组，专门调查江城个体户被刁难的情况。建业被扣押的货物不仅全部返还，还得到了一笔补偿款。更让他意外的是，信的最后一行写着：调查组想见他一面。
建业把信读了三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然后他一把抱住母亲，转了个圈。
“娘，有戏了！”
母亲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弄懵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啥有戏了？你这孩子，吓死娘了。”
建业松开母亲，把信塞进怀里，骑上自行车就往火车站跑。
见面地点在省城的一个小招待所里，环境比上次那个批发市场旁边的旅店好多了。招待所门口停着几辆吉普车，建业认得那种车，是公家的。
他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走廊尽头的一间办公室里，他再次见到了火车上的那位中年男人。男人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像个干部。
“小刘，我们又见面了。”男人笑了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张，省体改委调研员。你可以叫我张主任。”
“张主任好。”建业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
张主任让他坐下，又让人倒了杯茶。建业双手接过茶杯，手指微微发抖。
“小刘，你的申诉信写得不错，有理有据，证据充分。”张主任翻开桌上的文件夹，“看不出来，你是个有文化的人啊。”
“张主任过奖了，我就是个高中生。”建业谦虚地回答。
“不错。”张主任点点头，“现在的年轻人像你这样有闯劲的不多了。小刘，我有个想法，我想把你的案例写成调研报告，上报给省里。你愿不愿意配合？”
建业愣了一下。调研报告？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把你的经历写成材料，反映个体户在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张主任解释道，“这样省里才能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制定更合理的政策。”
建业明白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旦他的案例被写成调研报告上报，不仅他的生意能得到政策的保护，还能帮到更多像他一样的个体户。
“愿意，我愿意配合。”建业连连点头，“张主任，您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
张主任满意地笑了：“好，那你就把从摆摊到被扣货的整个过程，再详细说一遍。要具体，越详细越好。”
建业从头说起，从他在江城火车站广场摆摊卖衬衫，到被城管追赶，到去省城进货，再到货物被扣押，一五一十，滴水不漏。张主任听得很认真，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几笔。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
“小刘，今天就到这里吧。”张主任合上笔记本，“你先回去，等调研报告写好，我会通知你的。”
建业站起身，犹豫了一下：“张主任，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说。”
“像我们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有很多？”
张主任看了他一眼，眼神变得深邃起来。
“何止是很多，简直是普遍现象。”他叹了口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政策在变，但人的观念没那么容易变。小刘，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建业摇头。
“意味着你们这一代创业者，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张主任站起身，拍了拍建业的肩膀，“但也意味着，只要能熬过去，你们就是改革的功臣。”
建业从招待所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他站在省城的街头，看着两边鳞次栉比的店铺，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豪气。张主任说得对，他不是在单打独斗，他代表的是一代人的命运。
火车驶回江城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建业背着蛇皮袋走进家门，发现院子里站着一个人。是个中年女人，穿着朴素，头发花白了一大半，脸上带着笑。
“请问，您是刘建业同志吗？”女人问。
“我是。您是？”
“我是建华的学校老师。”女人笑着说，“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弟弟最近表现很好，不仅不再旷课，还主动帮老师做事。”
建业愣住了。
“他啊，现在以你为榜样呢。”老师继续说，“他说要像他哥哥一样，做一个有本事的人。建业同学，老师以前误会你了，以为你弟弟不务正业。现在看来，你们家要出两个有出息的年轻人了。”
建业转头看向屋子里的弟弟。刘建华正坐在窗台上看书，阳光照在他脸上，显得格外认真。察觉到哥哥的目光，刘建华抬起头，眼神里少了几分叛逆，多了几分敬佩。
这一刻，建业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暖意。
这是他重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成就感。不是赚钱的快感，而是一种被认可的温暖。弟弟终于理解他了，不再觉得他做的事情丢人。
然而这感觉没有持续太久。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这份宁静。建业拿起听筒，那头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是刘建业吗？林晓梅自杀了，现在在县医院急救室。”
建业的手一抖，听筒差点掉在地上。
“你说什么？”
“林晓梅，她喝农药了，正在急救。你快来吧。”
建业扔下听筒，冲出门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