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归死的那天，我在病房里。
不是值班，是退休之后我仍然每周来。那天我早上过来，给他擦了脸，喂他喝了小半杯温水，把窗帘拉开了半扇。阳光照进来，落在屏幕上，落在那两行字上。我在椅子上坐了很久，临走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我拍完，转身走了。门在我身后轻轻合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那天在病房里，我还没有认出他。
晚上医院打电话来，说沈归走了。我赶到的时候，病房里很静。屏幕还亮着，光标停在“归”字的后面，一闪，一闪。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两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我伸手，把屏幕的亮度调低了两格——和很多年前那个凌晨一样，怕光晃得他眼睛疼。但这次，他已经不需要了。
葬礼那天，周维成没有拄拐杖。
葬礼很简单，只有我和他。我站在墓碑前，看着上面刻着的“吾妻阿蘅，及吾友杨朱，合葬于此”和下面那两个字“沈归”。我没有哭。我只是把手放在墓碑上，指尖在那两行字之间停了一下。然后我转身走了。
葬礼之后，我开始整理他的遗物。电脑、硬盘、旧手机。我把这些东西搬回自己家里，放在书房角落，好几天没有去碰。我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
后来我终于打开了他的电脑，在那些文件里发现了一个文件夹。名字叫“张仪”。我点开，看到几十个文档，有些是完整章节，有些只是碎片，有些只写了标题。我读了第一章。张仪在鬼谷，沈归在磨刀。我读到那句“你挡了我的水渠”，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在学术会议签到台前站着，拇指搁在笔身上，没有动。我当时不知道他在写。我照顾了他二十多年，他对我说的最多的话，是“谢谢”。他不知道我已经认出他很久了。他也不知道，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真正开始理解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