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刘绍业就背着两个大包裹上路了。包裹里是他这些年在派出所的全部家当——几件洗得发白的换洗衣裳，一双备用的布鞋，一只搪瓷缸子，还有几本翻烂了的书。荆紫关到魏家榨，十多里山路，他一个人走着，脊背上背着东西，步子却比去时轻快了些。
到家的时候，太阳刚刚爬上东边的山头。那间茅草屋安安静静地立在村子西头，屋顶的茅草上还挂着露水，门虚掩着。他在门口站住了，踌躇了好一阵子，伸手想推门，手指头碰到门板又缩了回去，反复了两三回。
到底还是推开了门。
屋里光线昏暗，宁兆香侧着身子坐在床沿上，手里攥着那条蓝格子床单的一角，攥得紧紧的，指节发白。听见门响，她没有回头，只是脊背僵了一下。
刘绍业把包裹放在地上，走到她身边，在她旁边坐了下来。他侧过头去看她的脸，心里头不由得一沉——她的眼睛红肿得厉害，眼泡鼓鼓的，睫毛上还沾着几颗没干的泪珠子。昨夜里大概是哭了一宿，哭了睡，睡了又哭，脸上的泪痕一重叠着一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他心里明白，她是知道了。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嘴唇动了半天也没吐出半个字来。他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说什么。这毛病跟了他10年——越是心里有话要说的时候，嘴上就越是笨得厉害。他在所里这些年，能用笔写的从来不开口，能点头摇头的绝不多说一个字。可不是如今对着自己的女人，点头摇头不管用了。
沉默像一层厚厚的东西糊在两个人中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半晌，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低低的，沙沙的，像是嗓子眼里头有什么东西堵着。
“咱们好好过日子，比啥都强。”
这话说得笨拙极了，不是解释，也不是赔罪，就这么干巴巴的一句。可就这么一句话，他是从肚子里掏出来搁在掌心，再递到她面前的。
宁兆香听了，鼻子一酸，眼眶子里又涌上泪来。她本来是想忍着的，她从昨天到今天已经哭了整整一宿，她以为自己把眼泪都哭干了。可听见他这句笨拙的话，眼泪又不争气地往外冒。
她转过身来，泪眼模糊地看着他，声音里头带着哭腔，也带着一股子压不住的委屈。
“恁咋就不告诉俺？”
她用手背狠狠地擦了一把眼泪，擦得眼睛周围红了一片。
“俺原本想着，恁是支书介绍的，人应该木问题……俺还想着，恁是吃公家饭的，俺嫁了恁，往后在村里也能抬起头来……可俺咋也没想到，恁就是个城镇户口！”
她说到“城镇”那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忽然拔高了一些，然后像是一下子泄了气，又低了下去。
“俺只觉得丢人……抬不起头。”
说完这句话，她把脸埋进手掌里，肩膀一抖一抖地抽搭着。
刘绍业听着，脸上没有表情，可腮帮子上的肌肉绷了又松，松了又绷。他不是没话说，是想说的话太多了，全堵在嗓子眼口，挤不出来。
他慢慢地站起身来，走到其中一个包裹跟前，蹲下去，解开了包裹上的麻绳。包裹皮是一块洗得发白的粗布，四角对折系着，他一个结一个结地解开，手不抖，不急，像是在做一件十分要紧的事。
包裹打开了。他从里头捧出一样东西来，小心翼翼地，像是捧着一件无价之宝。
他把那东西放在床上，慢慢地铺平，铺得四四方方的，每一个角都拉得整整齐齐。
宁兆香从手指缝里抬起头来，泪眼蒙蒙地看着。
那是一条毯子。
一条大红色的羊毛毯子。
毯子长约一米八，宽约一米三，颜色是大红大红的，红得像新娘子出嫁时穿的嫁衣。虽然是旧物件了，颜色已经不像当年那样鲜亮，有些地方褪成了暗红，有些地方磨得起了毛，可依然能看得出当年的鲜艳来。
毯子是纯羊毛的，织得厚厚实实的，表面有一层细细的绒毛，在从窗户纸上透进来的晨光里泛着柔柔的光泽。毯子的边角上，有几处缝缝补补的痕迹——有用红线细细缝过的，有用粗线大针脚缀过的，针脚不讲究，但每一针都扎得结结实实的。一看就是用了很多年的东西，越旧越金贵，越破越舍不得丢。
在毯子中央偏上的位置，有一个图案。
那图案是用黄色和白色的羊毛线织出来的，线条粗犷有力，没有绣花那么精细，却带着一股子朴拙的硬气。
图案的正中间，是一把镰刀和一把锤子交叉在一起。镰刀的弯刃朝上，锤子方正敦实，两样东西交叉成一个斜斜的十字，像是两只有力的手臂挽在了一起。在镰刀和锤子的正上方，端端正正地嵌着一颗五角星。
镏金的星星，五个角摊得平平整整的，每一个角的尖尖都指着一个方向。星星是用黄色的线织的，在红底子上格外醒目，远远一望，像是黑夜里头亮着的一盏灯。
宁兆香看愣了。她读过书，知道这图案的意思。她没见过这样的毯子，更没想到自己家里头会有这样的东西。
刘绍业蹲在床边，手指头轻轻抚过毯子上的那颗星星，低着头开了口。
“俺十三岁那年，在国立一中念书。”
他的声音从嗓子眼里一点点地往外挤，不快，但很稳。
“那时候学校里头动荡得很，国民党三天两头来学校搜查，逮学生，逮老师。俺那时候小，不懂啥是地下党，只知道俺那老师待学生好，教得也好。”
“有一天他们又来抓人，把俺老师从讲台上拽下来，反剪着手捆走了。俺和同学们追出去，追了好几条街，哭着喊着叫他们放人……他们拿枪托子砸我们，把我们也抓了几个关进监狱里。”
他顿了顿，喉结动了动。
“俺被关了十天。”
“他们打俺，拿皮带抽，拿枪托子砸，问俺老师还跟啥人来往。俺说不出来，他们就打得更狠。到了第十天，俺爹从学校得了消息，交了20个银元，才把俺从里头捞出来。”
他伸出手，撩起左胳膊的袖子。胳膊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从手肘一直延伸到手腕，颜色比旁边的皮肤浅，泛着白，像是一条褪了色的蜈蚣趴在胳膊上。
“俺爹把俺接回家里养伤，俺在床上躺了足足一个月，浑身的伤，心也伤透了。”
他的手指头顺着胳膊上的疤痕慢慢滑下来，声音低了下去，低得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可伤好之后，俺心里头那股子气还是咽不下去。俺不服。那么好的一个老师，教书认认真真的，对学生们好得没话说，凭啥就给拉出去枪毙了？凭啥？俺想不通，越想越气，气得夜里睡不着觉，气得拿拳头砸墙，砸得指节骨全是血。”
“俺养好了身子，又跑出去跟着同学们上街游行。俺举着旗子，嗓子喊哑了，被警棍打趴下又爬起来，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身上的伤还没好利索，又添了新伤。可俺还是不服，俺就是不服。第二回又去，第三回还去，每一次都被打得皮开肉绽回来，俺爹蹲在门口抽旱烟，一句话不说，烟锅子磕得门槛梆梆响。”
“直到有一回，俺们约好了第二天又要上街。头天夜里，李四叔来了。”
他停了一下，看了宁兆香一眼。
“李四叔是逃难来的，有一身本事，是俺爹收留了他。平日里不怎么说话，可村上人都敬他。他进了俺家，黑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上来拿一根麻绳就把俺给捆了。俺挣扎，骂他凭啥捆俺，他不吭声，把俺结结实实地绑在椅子上，绑完了往旁边一坐，点上烟袋，抽了好几口，才开口。”
他学着李四叔的口气，声音沉沉的，缓缓的，像是一块石头沉进了河底。
“他说：‘娃子，你消停些吧。这世道就这样，不是好人就有好报的。你有几条命够人家打的？你是家里的独苗，你爹为你操碎了心，你看看他那头发，半个月白了多少。’”
刘绍业不说话了，像是在回味李四叔那番话。过了一会儿，他的声音重新响起来，比刚才轻了些。
“俺被捆在椅子上哭了一宿，第二天没去成。后来想想，李四叔那一绳子，是救了俺的命。要是那天俺又去了，说不定也就跟老师一样，一道墙根一排枪，人就没了。”
他咧了一下嘴角，像是在笑，可那笑里头掺着苦涩，比哭还难看。
“从那以后，俺就明白了——这世道，不是好人就有好报的。那能咋办？活着呗。把头低下来，把嘴闭上，把气咽进肚子里头。俺就是这么活过来的。”
宁兆香不作声了。她看着他胳膊上那道疤，又想起他方才说的那句“不是好人就有好报的”，一股说不清的东西在胸口翻涌着。
刘绍业的手指继续在毯子上摩挲着，声音又响了起来。
“这条毯子，是1946年中原突围那会儿，一个老排长送给俺爹的。”
宁兆香抬起头来看着他。
“那是个红军的老排长，跟着王震的部队南下一路打过来的。打荆紫关的时候他负了伤，腿被打穿了，走不了路。俺爹把他藏在后院的柴房里，天天偷偷地送药送饭。”
“他在俺家养了两个月，临走的时候把这条毯子送给了俺爹。他说，这是他跟着队伍一路从陕北带过来的，盖了好些年了，没别的值钱物件，就这一条毯子还拿得出手。”
“他养好伤以后，没回去找大部队，在咱们当地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俺十六岁，跟着他干了。”
宁兆香听到这里，眼睛睁大了些：“恁十六岁就当兵了？”
刘绍业点了点头：“跟着跑的，算不上兵。发传单，送信，打探消息，啥都干。排长说俺念过书，脑子活，就让俺帮着写写标语，记记东西。”
“俺跟着他干了两年。到了十八岁上，排长要回队伍上去了，临走的时候问俺有啥打算。俺说俺也不知道。排长就写了封信——是写给淅川县公安局的，说小刘这个人根正苗红，思想好，有点文化，能写会算，是个干公安的料。”
“俺拿着那封信去了淅川，人家看了信，就让俺留下了，在派出所里做了内勤。”
他咧了一下嘴角，像是在笑，可那笑里头掺着苦涩。
“俺在淅川呆了两年。就是这两年里头，俺爹出事了。”
他停住了。
屋里静得只剩下窗户外头鸟雀的叫声，叽叽喳喳的，衬得屋里愈发沉静。
过了一会儿，他又开了口，声音比刚才低了许多。
“俺爹去山上砍柴，听见身后头有人喊着要抓他，他慌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也不知道是真的要抓他还是听岔了——他慌得没头没脑地跑，一脚踩空了，掉下了悬崖。”
“人就那么没了。”
“尸首是村里人帮忙抬回来的，搁在门板上头，身上盖着一块破布。俺得了信也不敢回。埋在哪里——俺也不知道。村里人也没说，俺也没敢问。那时候成分的事绷得紧，俺不敢多问一句，问多了怕惹祸。”
他抬起头来看了一眼窗户外头的光，又低下头去。
“俺好怕。”
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意。
“怕了这么些年。每天提心吊胆，有家不敢回，有爹的坟不敢找。单位里能不说的就不说，能少说的就少说，把头低到尘埃里过日子。”
“后来因为工作调动，俺又回了荆紫关派出所。这一呆就是八年。”
“八年，俺一次家也没回过。”
他不再说话了。该说的，他都说了。他把二十八年压在肚子里头的话，一桩桩一件件，都抖落了出来，搁在这条红毯子上，搁在她面前。
宁兆香看着毯子上那颗五角星，又看看他胳膊上那道疤，嘴角忽然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可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说不出来。她又低下头去，手指头摸着毯子的边角，摸到那一层细密的羊毛绒，又摸到那几处歪歪扭扭的针脚。这毯子被那么多人盖过，又传到了她的面前。
窗户纸上的光渐渐亮了些，鸡叫声从村头传到村尾，河水哗哗地流淌着，又是新的一天了。
宁兆香望着他，嘴唇动了动，心里的那些气，已经散去了大半。可这时候，脑子里头闪过一个人的脸，她的心又往下沉了几分。
她沉默了一会儿，开口道：“绍业，恁家里头难，俺家里头也难。”
刘绍业转过头，看着她。
宁兆香低下头，手指攥着衣角，声音沉沉的，不像是诉苦，倒像是在讲一个与自已无关的旁人。
“俺娘年轻的时候裹了小脚，下地不方便，走快了脚就疼得厉害。队里分活计，别人能干的她干不动，挣的公分总比别人少一截。”
“继父脾气不好，下地回来累着了，看着工分本子上的数字，火就往俺娘身上撒。摔盆子砸碗是常事，有时候急了还动手。”
她的声音平平静静的，可攥着衣角的手指头已经抠得发白了。
“俺小时候不知道为了这事哭了多少回。在淅川念师范的时候，心里头最放不下的就是俺娘，每个礼拜天走几十里路回家，书包里装着学校发的馍馍，舍不得吃，揣回去给俺娘吃。”
“回了家，书包一撂，袖子一卷，就下地干活。继父嫌俺念书花了家里钱，俺不敢顶嘴，拿活计堵他的口。割麦子，掰玉米，扛粮食袋子——男劳力干的活俺也干。”
她抬起头来，看着刘绍业。
“俺背上背着小弟弟，手里还攥着锄头，在地里干一天，回来的时候腿肚子打颤，脚底板全是泡。可俺不敢歇，俺要是歇了，娘就得挨骂。”
“绍业，俺也不想丢人。”
她咬了咬下唇，把眼泪逼了回去。
“俺爹没了以后，俺这辈子就这一个娘了。俺继父不待见俺，俺就少在他跟前晃。可俺娘——俺不能不护着她。”
刘绍业沉默了一会儿，伸手把她的手握住了。他的手又大又糙，手掌上全是老茧，暖烘烘的。
“往后俺跟你一块儿护着她。”
宁兆香抬头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终于轻轻地点了点头。
“中。”
外头的日头越升越高了，阳光从窗户纸里透进来，落在床上的那条红毯子上。那颗五角星被光照得透透的，红艳艳的，像是刚刚才被人一针一线地织上去。
可日头照得亮一条毯子，却照不亮村里人的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