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开始四处走访。我找到了几个住在青石路附近的老人，跟他们打听沈桂芳的事。大部分人不愿意多说，一提起来就摆手，说“别问了别问了”。只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姓刘，以前是居委会主任，她倒是愿意跟我聊。
“沈桂芳啊，”刘奶奶眯着眼睛回忆，“那可是个苦命人。唱戏唱得好有什么用？长得漂亮有什么用？还不是被人害了。我听老一辈人说，那天晚上她演的是《铡美案》，演完回家晚了，路上遇到几个醉汉……唉，后来的事就不说了。”
“那她的头呢？”我问，“听说一直没找到？”
刘奶奶脸色变了变，压低声音说：“头啊，有人说是被那几个醉汉扔到井里去了。可那口井早就填平了，盖了新房子，谁也不知道在哪。”
“什么新房子？”
“就是那栋楼啊。”刘奶奶指了指窗外，“那栋楼就是建在井上面的。当年盖楼的时候，施工队挖地基，挖到一半就停工了，说是挖出了不干净的东西。后来换了包工头，加了三倍的工钱才有人肯干。楼盖好之后，住进去的人都说晚上能听见哭声，从地板底下传上来的。再后来，就没人敢住了。”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沈桂芳的头真的在那栋楼下面，那她为什么不去找？是因为被水泥封住了，她出不来？还是说，她已经出来了，只是我们看不见？
当天晚上，我决定去那栋楼里看看。我知道这么做很蠢，但我实在忍不住了。那种感觉就像心里有只猫在挠，痒得难受，非得去揭开那个盖子不可。
我叫上了所里的同事赵磊，他比我大两岁，胆子也大。我跟他说了大概情况，他没犹豫就答应了。我们俩带了两把手电筒，一把备用手枪，晚上十一点半出发，骑摩托车到了那栋楼门口。
铁门已经锈得不成样子，锁也坏了，轻轻一推就开了。院子里长满了杂草，足有半人高。月光照在地上，惨白惨白的，像是铺了一层霜。我们穿过院子，走到楼门口，发现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丝亮光。
“里面有人？”赵磊小声问。
我摇摇头，示意他别出声。我轻轻推开门，手电筒的光柱扫进去——一楼是个大厅，空荡荡的，地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奇怪的是，灰尘上有很多脚印，新旧不一，看起来最近经常有人来过。
我们顺着楼梯往上走。木质楼梯踩上去吱呀作响，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走到二楼，我发现走廊尽头的那个房间门开着，里面有光透出来，昏黄昏黄的，像是蜡烛的光。
我和赵磊对视一眼，都握紧了手里的枪。我们慢慢走过去，走到门口往里一看——房间里点着一根白蜡烛，烛台旁边放着一张照片，黑白的，上面是个年轻女人，瓜子脸，柳叶眉，一双眼睛又大又亮，嘴角微微上扬，似笑非笑的。
照片前面摆着香炉，插着三根已经燃尽的香。
“有人来祭拜过。”赵磊低声说。
我走进房间，四下打量了一圈。墙角放着一个梳妆台，台面上摆着木梳、胭脂盒，都是老物件。梳妆台的镜子蒙了一层灰，我随手擦了擦，镜子里映出我的脸。可就在那一瞬间，我看见镜子里我的身后站着一个穿白裙子的女人。
我猛地转过头——身后什么都没有。
“怎么了？”赵磊问。
“没事。”我深吸一口气，转回头再看镜子，镜子里只有我一个人。
也许是眼花了吧。我安慰自己。
我们在房间里翻了半天，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正准备走的时候，赵磊突然叫了一声：“陆沉，你过来看！”
我走过去，看见他在梳妆台底下发现了一个暗格。暗格里放着一个铁盒子，已经生锈了，费了好大劲才撬开。盒子里装着一叠信纸，纸张已经发黄变脆，上面的字是用毛笔写的，娟秀工整。
是沈桂芳写给一个人的信，一共七封。收信人叫“景行”，不知道是谁。我粗略看了一遍，信的内容大致是说她很害怕，有人一直在跟踪她，晚上总能在窗户外边看见人影。她还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死了，头被割下来，扔进了一口井里。她想醒过来，但怎么也醒不了。
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1958年10月13日，也就是她遇害的前一天。信上只有一句话：
“景行，我看见了，那个人没有脸。”
看完这句话，我后背一阵发凉。没有脸——和我那天晚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就在这时候，蜡烛突然灭了。房间里陷入一片漆黑。我和赵磊同时打开手电筒，光柱在墙壁上晃动，照出斑驳的影子。我听见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很轻很轻，像是有人踮着脚尖在走路。
“谁？”我喊了一声。
没有人回答。脚步声停了片刻，然后又响起来，这次是朝着我们这个方向来的。
我和赵磊退到墙角，举着枪对准门口。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最后停在了门外。我屏住呼吸，手指搭在扳机上，等着门被推开的那一刻。
门果然开了。
但是门外什么都没有。
脚步声又响了起来，这次是在房间里，就在我们身边。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我面前走过，带起一阵冷风，冷得我打了个哆嗦。紧接着，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就在我耳边，轻声说：
“你踩到我的头了。”
我低头一看——手电筒的光照在地板上，那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滩水渍，形状像极了一个人头。
我和赵磊拔腿就跑。我们冲出房间，冲下楼梯，冲过院子，一路狂奔到摩托车旁边。我手抖得厉害，钥匙捅了好几次才插进锁孔。发动摩托车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那栋楼——二楼的窗口站着一个人影，白裙子，长头发，正在朝我挥手。
那天晚上回去之后，赵磊就病了。高烧不退，满嘴胡话，一直喊着“别过来别过来”。送到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就是查不出病因。医生说他身体没问题，可他就是醒不过来。
我心里明白，他不是生病，是被吓着了。或者说，是被沈桂芳缠上了。
我坐在赵磊的病床前，看着他苍白的脸，心里说不出的愧疚。如果不是我叫他去，他不会变成这样。可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想办法解决这件事。
我想起了孟所长笔记里的话——要想活命，必须找到她的头。头在井里，井在老槐树下。可老槐树已经被砍了，井也被填平了，上面盖了楼。要想找到那口井，就得把那栋楼拆了。
但这显然不现实。
我冥思苦想了好几天，终于想到一个办法——既然找不到井，那就找一个能沟通阴阳的人，问问沈桂芳到底想干什么。
我托人打听，找到了一个叫“徐瞎子”的老道士。说是老道士，其实也就五十多岁，只不过眼睛看不见，靠给人算命驱邪为生。据说他本事不小，周围几个县的人都来找他帮忙。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徐瞎子说了一遍。他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用那双浑浊的眼睛看着我的方向，说：“你惹上大麻烦了。那个女鬼怨气太重，已经成了煞，普通的法子镇不住她。”
“那怎么办？”我问。
“办法也不是没有。”徐瞎子捻了捻胡子，“她之所以不肯走，是因为头没找到，魂魄不全，没法投胎。你要是能找到她的头，帮她安葬了，她自然就走了。”
“可我不知道头在哪啊。”
“我知道。”徐瞎子说，“那口井不在楼底下，在老坟岗北边，一棵歪脖子槐树下面。当年盖楼的时候，施工队确实挖到了井，但他们没敢声张，连夜把井又填了回去，在上面浇了一层水泥。后来那棵老槐树被雷劈了，砍掉之后树桩还在，你去那个位置往下挖，应该能找到。”
我听得目瞪口呆：“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