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陆沉，今年二十七岁，在城西派出所当了三年民警。三个月前我被调到青石路辖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条路会把我这辈子都搭进去。
青石路不算长，大概三公里，一头连着主城区，一头通向郊外的老坟岗。路两边种着法国梧桐，树冠遮天蔽日，白天倒还算阴凉，一到晚上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刚来报到那天，老所长周建国指着路尽头那栋灰扑扑的二层小楼跟我说：“小陆啊，那边你少去。”
我当时没当回事。派出所里的档案室锁着一摞泛黄的卷宗，我偷偷翻过——那栋楼从六十年代到现在，前前后后死了十三个人。第一个死在门口的老太太，脖子上有五个手指印，法医说是被人掐死的，可现场除了老太太自己的脚印，什么都没有。
第二个是个收废品的老头，死在天井里，浑身没有外伤，解剖后发现心脏上扎着一根绣花针。第三个、第四个……死法各不相同，唯一的共同点是：全都查不出凶手。
后来电视台来拍过一期节目，叫什么《城市怪谈录》，播完之后反而闹得更凶了。据说节目播出当晚，摄像师回家就发了疯，嘴里不停念叨着“别回头别回头”，到现在还住在精神病院里。
我本来不信这些。干了三年警察，见过的死人比活人还多，什么稀奇古怪的案子没碰过？可有些事情，真不是你不信就能躲得过去的。
那是十一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值夜班。按照惯例，晚上十点我要骑摩托车沿青石路巡逻一圈。那天风很大，吹得梧桐叶哗啦啦响，像是有人在路边拍巴掌。我骑着车出了派出所大门，刚拐上青石路就觉得不对劲——路灯全灭了。
“搞什么鬼？”我骂了一句，减慢了车速。摩托车的大灯只能照亮前面几米远，再往前就是一团漆黑。我把车停在路边，掏出手机想给供电局打电话，结果发现一格信号都没有。
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了哭声。
那声音飘飘忽忽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像是贴着耳朵根子在哭。是个女人，哭得很伤心，断断续续的，中间夹杂着含混不清的话。我竖起耳朵仔细听了半天，终于听清楚她在说什么——
“我的头……把我的头还给我……”
我后背一阵发麻。干警察这么多年，头一次觉得汗毛全竖起来了。但我还是硬着头皮跨上摩托车，拧了两下油门，朝着哭声传来的方向骑过去。
越往前骑，哭声就越清晰。我能分辨出那声音是从那栋灰楼的方向传来的。车子骑到离灰楼大概两百米的地方，我突然看见路中间站着一个人。
是个穿白裙子的女人，背对着我，头发很长，垂到腰际。她就那么直挺挺地站在马路正中央，一动不动。我按了两下喇叭，她没反应。我又喊了一声：“喂，你干什么呢？”
她还是不动。
我心里有点发毛，但还是下了车，慢慢走过去。走到离她大概五六米的地方，我闻到了一股味道——说不清是什么味，有点像腐烂的花，又有点像铁锈，腥甜腥甜的。
“同志，你……”我话还没说完，那个女人突然转过身来。
她没有脸。
那张脸上什么都没有，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嘴，就是一片光滑的皮肤，白得像纸。可我偏偏能感觉到她在看我，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强烈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整个人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那个女人——或者说那个东西——抬起手，朝我伸过来。她的手也很白，指甲涂着红色的蔻丹，在黑暗中红得像血。
就在她的手指快要碰到我胸口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暴喝：“别回头！”
我下意识地闭上眼睛。紧接着一只手抓住我的肩膀，使劲往后一拽。我一个趔趄摔在地上，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盏路灯下面，旁边蹲着一个老头，正叼着烟看着我。
“小伙子，命挺大啊。”老头吐了个烟圈，“你要是不回头，这会儿已经跟她走了。”
我从地上爬起来，回头看了一眼——路上空空荡荡的，哪有什么白裙子女人？
“你是谁？”我问他。
“你别管我是谁。”老头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我就住这附近，看你小子是派出所的，好心提醒你一句——那栋楼，千万别靠近。尤其是晚上十二点以后，听见什么都别回头。”
说完他就转身走了，佝偻着背，走得很快，转眼就消失在黑暗里。
我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低头一看，手腕上多了五个青紫色的指印，像是被人狠狠攥过。我用另一只手摸了摸，冰凉冰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
那天晚上回去之后，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老所长，把昨晚的事说了。老所长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串钥匙，打开档案室最里面的一个铁皮柜子，取出一本发黄的笔记本。
“这是上一任所长留下的。”老所长把笔记本递给我，“他姓孟，在这儿干了十五年，退休前把这个交给我，说总有一天会用得上。我一直没敢看，你拿去吧。”
我接过笔记本，翻开第一页，上面只有一行字——
“它饿了七十年，现在轮到我们了。”
我往后翻了几页，越看越心惊。笔记本里详细记录了这栋楼从1953年建成至今的所有异常事件，包括每一起死亡事故的时间、地点、死状，甚至还有一张手绘的地图。地图上标注了楼内每一个房间的位置，其中二楼最东边的房间被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圈，旁边写着三个字：“源头处”。
笔记本的最后几页是孟所长的手记，字迹越来越潦草，像是在极度恐惧的状态下写成的：
“第六天了，我已经连续六天梦见她。她站在床边，低着头看我，长发垂到我脸上。我不敢睁眼，但我能感觉到她在笑。今天早上醒来，枕头上全是头发，不是我的，是黑色的长发。我妻子问我为什么剪头发，我说我没剪。她去照镜子，然后尖叫——镜子里映出来的不是我，是她。”
“第七天，我决定离开这里。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在大衣口袋里摸到一个东西，软软的，湿漉漉的。掏出来一看，是一只耳朵，女人的耳朵，耳垂上还挂着珍珠耳环。我知道这是警告，她在告诉我，我跑不掉。”
“第八天，我想起一件事。1958年，有个叫沈桂芳的女人住在那栋楼里。她是唱戏的，长得很漂亮，嗓子也好，方圆几十里都知道她的名号。后来有一天晚上，她演出回来，在路上被人害了。凶手砍掉了她的头，把头扔进了路边的枯井里，身子埋在楼后面的菜地里。案子一直没破，沈桂芳的头也一直没有找到。从那以后，那栋楼就开始闹鬼。有人说沈桂芳的冤魂不肯走，她要找到自己的头才能投胎转世。可她找了七十年，头还是没有找到。她急了，开始杀人，只要有人靠近那栋楼，她就会缠上那个人，直到把他折磨死为止。”
“第九天，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她坐在我对面，端着一碗汤，笑着对我说：‘喝了它，你就可以走了。’我端起碗，看见汤面上浮着一层油花，底下沉着什么东西。我用勺子搅了搅，捞上来一看——是一颗眼珠，黑白分明的，正死死地盯着我。”
“第十天，我把这本笔记藏起来。如果我死了，希望有人能看到它，知道真相。”
笔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一页的角落里，孟所长用很小的字写了一句话：“要想活命，必须找到她的头。头在井里，井在老槐树下。可老槐树在哪里？”
我合上笔记本，手心全是冷汗。老所长看着我，叹了口气：“小陆，要不我给你调个辖区吧？”
我想了想，摇头拒绝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有种强烈的冲动，想要查清楚这件事。也许是因为那个白裙子女人抓过我手腕的地方还在隐隐作痛，也许是因为我不甘心就这么认输。反正不管怎样，我决定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