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街写字楼的二层，朝南的窗户被擦得很干净。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在浅色的木质地板上铺开一片均匀的光区。门牌是浅灰色的亚克力板，上面印着LOGO——一双手托着一盏灯，灯光被画成辐射状的细线，从灯芯的位置向四周均匀散开。LOGO下方是中心的名字：“晴光女性心理援助中心”。字是深蓝色的，字体简洁，没有任何装饰性的曲线。
许晴正在整理前台的文件。她把几份表格叠放整齐，用订书机把边角固定好，放进桌面的文件架里。她的动作有条不紊，指尖在纸张边缘滑过的时候没有停顿，像是已经做过很多次了。办公桌的台面上放着一只笔筒、一台座机和一盆绿萝，绿萝的叶片舒展着，朝窗的方向微微倾斜，像是正在向光源靠近。
第一位求助者推门进来的时候，门轴发出一声轻响。来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左眼角有一块淤青，从颧骨延伸到眼眶下方，颜色从深紫开始向边缘过渡成浅黄，像是已经过了肿胀最严重的阶段，但还没有完全消退。她的右手攥着挎包的带子，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许晴从前台后面站起来，绕过台面走到她面前，把她引到旁边的会客区。会客区有一组浅灰色的沙发和一张木质茶几，茶几上放着一只水壶和几只干净的玻璃杯。许晴倒了一杯温水，放在女人面前，杯底落在木质桌面上发出轻而短促的声响。
女人坐下来之后没有碰那杯水。她坐在沙发边缘，身体微微前倾，挎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还攥着包带。她开口的时候声音断断续续，像是在用每一个句子之前都要先确认自己的声带是否有能力发出声音。她说丈夫家暴、转移财产、她已经搬出来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她在说这些的时候视线一直落在茶几的表面上，没有抬起来看许晴。许晴没有打断她，也没有提前给出回应，在她停下来之后，许晴把水杯往她手边推近了一些，杯沿碰到了她放在茶几边缘的手指。“你坐在这里就已经在解决问题了。”许晴说。她的声音不大，但清晰，没有那种刻意的安抚语调，只是陈述，像是她确认这件事本身不需要多余的修辞。那双手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停在茶杯的边沿上，杯壁的热度正在透过陶瓷传导过来，传递到她的指尖。
第二位求助者是一位六十多岁的阿姨，头发是灰白色的，在脑后扎成低马尾，鬓角有几根散落下来的发丝用黑色夹子别住。她的语速比第一位快一些，像是那些话已经在心里翻来覆去地讲了很多遍，每一句的边缘都已经被打磨得光滑，不需要停顿来寻找合适的措辞。她说她的女儿被女婿长期PUA，现在已经确诊了抑郁症，不愿意见人，不愿意出门，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她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帮女儿，不知道该找谁，不知道该怎么判断女婿的那些“为你好”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许晴安静地听她说完，在桌面上摊开一张便签纸，用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号码，写完她又在号码下面划了一道横线作为标记，然后把纸递过去。“这是法律援助热线，”她说，“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以提‘家庭暴力’和‘精神控制’这两个关键词，接线员知道怎么帮你分类处理。”阿姨接过便签纸的时候手指碰了一下许晴的手背，皮肤是干燥的，带着微微的温度。她把纸条握在手里没有立刻收起来，低头看了几秒，然后把它小心地叠好放进了外套的内侧口袋里。
下午五点。最后一位求助者离开了，门合拢之后会客区恢复了安静。许晴站在门口，后背靠着门板，长长地呼了一口气。肩膀从靠门板的姿势松下来，她向前走几步，在办公桌前坐下来喝水。她的手机放在桌面上，屏幕显示没有任何新消息。她看了一眼窗外——阳光已经从正午的直射变成了傍晚的斜照，在办公桌的边沿留下一道细长的金色轮廓，正在向墙角移动。
她翻开办公桌上那本黑色笔记本。封面是皮革质地的，边角有些磨损，是她在搬家整理时从某个纸箱里翻出来的，已经不记得最初是谁买的了。她翻开第一页，上面是她自己的字迹，用黑色圆珠笔写的，字迹流畅，笔画之间没有犹豫，像是写这句话的时候她的思路是清晰的：“创办这个中心的初衷——因为有人帮过我。”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那行字的右下角有一片模糊的水渍，已经干了，边缘形成了一个不规则形状的浅色区域，在那行字的最后一个字的斜下方，像是某一天有水滴落在了纸面上，被时间风干了之后留下的痕迹。她看着那行字，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有人帮过我。”那个人是谁？她试着在脑海中搜索一个面孔、一个名字、一个具体的场景。没有任何图像浮现。她记得这个句子的意思是成立的——她确实被帮过——但那个帮助她的人的存在已经被从她的记忆中移走了，只剩下一个被保留下来的句子，作为那个消失的人曾经存在的唯一证明。她翻开了第二页，空白。第三页，空白。后面的所有页都是空白的。她合上笔记本，把它放回抽屉里。抽屉拉到底的时候她的手指碰到了什么东西——一张被折起来的纸条，纸张的材质比普通打印纸薄一些，边缘已经有些发毛了，像是被反复打开和折叠过多次。她把纸条拿出来展开，上面有一行用圆珠笔写的字，字迹是她的，笔划清晰，没有涂改痕迹：“市精神卫生中心长桥路188号。”
她看着那个地址。长桥路188号。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写下来的。她对这几个字没有任何附着的情感，它们只是一串被写下来的字符，像是一张被人遗忘在旧衣服口袋里的购物清单。她把纸条翻到背面看了一眼，背面什么都没有。她把纸条重新折好，放回抽屉最里面，靠近笔记本的位置，然后把抽屉关上了。抽屉合拢的时候发出一声轻响，锁舌滑入槽里。她站起来，走到窗边，外面的天色正在从浅蓝向深蓝过渡，路灯还没有亮，整条街的光线正处于一天之中最柔和也最短暂的时刻——既不是白天也不是夜晚的那种过度状态，一切都落在中间某个模糊的位置上。她站在窗边看着街对面那棵行道树的轮廓，树冠在傍晚的逆光中变成了一个不规则的暗色剪影，边缘被天空最后的微光勾出一道银灰色的细线。她站在那里看了很久，久到路灯终于亮了，橘黄色的光从灯罩中散开，在地面上画出一个均匀的光圈，把树影重新照出了颜色。她收回目光，转身走回办公桌前面，把桌面上的文件整理了一下，关上电脑，拿起钥匙，关了灯。办公室暗下来，只有路灯的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铺开成几道平行的亮带。她走出办公室，锁上门，下了楼。
她站在写字楼门口的台阶上，晚风迎面吹过来，有些凉。她把手伸进口袋里，指尖碰了一下那张纸条折叠后留下的棱角，隔着布料的纹理能感觉到纸张边缘的硬度。她没有把它掏出来，只是碰了一下，确认它还在那里，然后把手抽出来，朝家的方向走去。路灯在她前方一排一排地亮着，她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拐过街角的时候她偏头看了一眼身后那栋二层的写字楼，窗户是暗的，没有灯亮着。她转回头，继续走，步子比刚才快了一些，像是正在朝一个她知道方向的位置前进，不需要停下来确认路线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