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的台灯亮着，暖黄色的光落在桌面上，照出一只牛皮纸袋的边缘轮廓。许晴坐在书桌前，面前摊开着一沓文件，纸张叠放整齐，每一份都用回形针别住了边角。她从最上面开始整理，把阴阳合同的复印件按年份归拢，三年份的文件分别叠成三摞，每摞的边缘对齐，用夹子夹住。然后是虚开发票的记录，她用指尖沿着发票边缘压了一下，把卷翘的边角抚平，叠在一起。最后是银行流水，那些打印出来的表格被折成统一的宽度，列着日期、金额、账户名，数字排列成行，间距均匀，像一组被仔细抄录过的数据。
她把它们依次放进牛皮纸袋里，文件落进纸袋的时候发出轻微的摩擦声，纸张边缘碰着纸袋的内壁，滑到底部，一层一层地叠在一起。这些东西她陆陆续续收集了几个月，最早的那份文件是第8集时从赵东升的旧电脑里复制出来的，被压在一堆过期发票下面，她用手机拍了下来，存进了一个加密的文件夹。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多出一份，都是她在赵东升不注意的时候翻找出来的，有些是从他书房抽屉的夹层里发现的，有些是趁他出差的时候从他办公室的废纸篓旁边捡到的。她把它们按日期排列好，放进纸袋的最后一层。她拿起纸袋，把开口处的封绳绕了两圈，打了一个结，拉紧。结扣压平之后她用手掌压了压纸袋的表面，确认里面的文件已经被压得平整、紧实。
她站在门口等快递员。同城快递的取件时间一般在上午十点半左右，她提前把纸袋放在鞋柜上，站在门口等了几分钟。门铃响了，她打开门，一个穿蓝色工装的年轻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只手持终端，快递员接过纸袋的时候看了一眼地址栏，问了一句：“寄到税务局？”许晴说：“对。”快递员把纸袋放进随身的帆布袋里，终端机扫了一下运单的条形码，发出一声短促的蜂鸣，然后转身走了。许晴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蓝色工装被风吹得鼓起来一下又贴回去，他拐过楼道的转角，脚步声在楼梯间里逐渐变小，然后消失了。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关上了门。
三天后。税务稽查人员和一名经侦民警同时出现在赵东升公司的前台。时间是上午九点多，公司里的人刚坐下没多久，前台正在整理今天的访客登记表，抬头的时候看到三个人站在面前，两个穿着深色制服，一个穿着便装但腰间的证件夹露在外面一角。为首的那个人出示了调查令，纸张被展开平放在前台的桌面上，印章和签名都齐全。前台拿起电话拨了内线，声音压得很低，挂断之后她站起来，把他们引向了财务室的方向。
同一时间赵东升正在会议室里。会议桌是长条形的，深色木面，桌子两侧各坐了一个人。左边的姓王，右边的姓李，是他公司的两个合伙人，也是他拉来一起做增资计划的出资方。桌面上摊着几份合同草案，边角被压得很平整，还有几杯还没来得及喝的水。赵东升正在讲明年的生产线扩张计划，他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平稳地回荡着，带着一种经过练习的从容和自信，手指偶尔在桌面上敲一下，给自己的话做自然的标点。秘书在门外敲了两下门，推门走进来，步子很快，几乎没有发出声音。她走到赵东升旁边，弯腰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声音低而短，像是在用一种尽可能压缩字数的语言传递信息。赵东升的脸上的表情从一个正常对话中的样子发生了变化，先是嘴角的笑容凝固了，然后是整个面部皮肤的颜色开始退去。从红润变成灰白的过程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不到十秒，像是被人抽掉了什么东西一样。他坐在椅子上没有动，双手放在桌面上，手指慢慢蜷起来又松开。那两个合伙人看着他，其中一个问了一句“怎么了”。赵东升站起来说：“出了点税务上的事。”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比平时低，像是在用尽可能少的词处理一个他还没有完全理解的信息。两个合伙人对视了一眼，那个姓王的先站了起来，把面前那杯没喝过的水留在了桌面上。“赵总，”他说，“增资的事等你们公司内部问题处理好了再说吧。”他拿起椅背上的外套，另一个也跟着站了起来。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出了会议室，脚步声在走廊里由近及远，然后消失了。
赵东升冲进财务室。门是半开着的，他用肩膀撞了一下，门板磕在墙面上发出一声闷响。财务室里已经有人在封存电脑主机了。一个稽查员正在把线从主机后面拔下来，电源线被抽出来的瞬间电脑屏幕暗了，光标消失之前还在显示一个打开的表格页面。另一个稽查员正把文件柜里的凭证盒一只一只取下来，放在手推车上。经侦民警站在门口，手里拿着记录本，正在写什么。赵东升伸手想拦住那个正在拔线的人，但经侦民警已经挡在了他面前，证件被翻开举到他视线高度，上面的照片和印章占据了视野中央。赵东升的手停在了半空，然后慢慢缩了回去。
傍晚。办公室里的光线已经偏暗了，窗帘没有拉，窗外的天色正在从灰蓝过渡到深蓝，街面上的路灯开始亮起来，橘黄色的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铺开几道平行的亮带。赵东升一个人站在办公室中央，周围的地上散落着被翻出来的财务报表和合同复印件，纸张摊开着，有的正面朝上，有的背面朝上，像一片被风刮过的纸堆。抽屉全部被拉开了，里面的文件夹被掏空了，只剩几支散落的笔和一盒回形针，在抽屉底部安静地待着。他低头看着这些东西，视线在地上散落的纸张之间缓缓移动，像是在确认每一张纸是否都在它该在的地方。然后他抓起桌上的水晶奖杯——透明的、沉甸甸的，底座上刻着公司的名字和年份——把它举过了肩，用力砸向办公桌对面的墙面。奖杯在墙上撞出一声清脆的炸响，弹回来落在办公桌边沿，磕了一下，又弹起来，骨碌碌滚了两圈，停在桌面靠中间的位置，底座朝上。墙面留下一道浅浅的白印，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擦过之后留下的痕迹，在灰色的墙面上显眼但并不深刻，像一张被短暂标记过的便签。
赵东升坐在碎玻璃中间。水晶的碎片在地板上散开，有些大的碎片边缘锋利，反射着窗外的路灯灯光。他坐在那些碎片之间的空隙里，没有避开它们，手指撑在地板上，掌心压住一片碎纸。他用另一只手从裤袋里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听筒里传出的提示音之后，是一段预先录好的女声：“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他听完那段录音，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看了看屏幕，然后抬手把它摔向了墙面。手机在墙上磕了一下，弹回来落在文件堆里，屏幕裂了。他坐在那里没动，靠着办公桌的桌腿，背部抵着金属桌腿冰凉的表面，头微微向后仰。几秒之后他拉开抽屉，从里面取出一瓶白酒，瓶身上没有标签，只剩下一个已经被磨得模糊的印刷字迹。他拧开盖子，没有倒进杯子里，直接举起酒瓶，把瓶口送进嘴里，灌了几大口。辛辣的液体冲过喉咙的时候他皱了一下眉，没有停下来，又灌了一口，然后放下酒瓶，把它靠在自己大腿旁边的地板上，闭着眼，头靠在桌腿上，呼吸慢慢变缓。酒瓶从他的手里滑了出去，在地毯上滚了一圈，瓶口朝外，里面的液体在玻璃瓶内部缓缓晃动，还剩大半瓶。赵东升的呼吸逐渐均匀下来，眼皮合拢，眉心那道竖纹还在。窗外有车经过，车灯的光从窗户扫进来，在天花板上划过一道短促的光弧，然后暗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