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黑色宝马车停在民政局门口的时候，周正正在泡第二杯茶。他隔着窗户玻璃往外看了一眼——车停在禁停线里面，车头斜着压了半个人行道，引擎盖上的漆面在冬天灰蒙蒙的天光底下泛着暗沉的光。车门推开之后出来一个穿黑色皮夹克的男人，微胖，脖子上挂了一根金链子，链头的吊坠塞在毛衣领口里面只露出一个边。他没锁车，大摇大摆地走上了台阶，推门进了办事大厅。
门口对面的马路牙子上蹲着一个戴毛线帽的年轻人，穿着件灰色羽绒服，手里举着手机，镜头对着民政局大门的方向。他从皮夹克男下车就开始拍，拍到那个人影消失在旋转门里面，然后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把视频保存了。他在手机备忘录里打了一行字：“开宝马领低保？”，加了一个问号。
第二天那条视频上网了。播放量涨得很快，快到不到一个上午就超过了三百万。评论区被顶到最上面的几条字字带刺：“民政局吃干饭的！”“蛀虫！”“我交了那么多税养这种人？”“严查！”后面跟着几千条回复，每一条的点赞数都在往上跳，红的绿的图标在评论区里密密匝匝地铺开，像夏天傍晚蚊子在水面上聚成的黑团。
赵科长的电话在下午两点多响了。他看了一眼屏幕上的名字——孙建国，三个字让他手里的笔顿了一下。他接起来的时候对面没有寒暄，孙局的声音从退休之后那种松弛里拔出来了一点，带着一种他以为已经不会再有的紧张：“老赵，网上那个开宝马领低保的案子，是不是你们科的？有人认出那个经办人签字是张伟。”赵科长手里的电话听筒紧了紧，他拉开抽屉翻了翻经办记录，找到了那一页。签字栏里张伟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印在那里，黑色签字笔写的，字迹略有点潦草但能认出来。他挂了电话之后坐在椅子上沉默了好几秒，然后站起来朝办公室外面走。
张伟被叫到赵科长办公室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支拔了帽的笔。他站在办公桌前面看见赵科长的脸色，再看看他手机屏幕上那条视频下面的评论区，那根笔在他指间慢慢被握紧了。“我当时……”他的声音已经开始抖了，“我审核过她资料，老太太确实没钱啊。”赵科长拍了一下桌面，力度不大，但声响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楚：“她儿子开宝马你没看到？”
张伟的脸涨红了，那层红色从脖子根一直烧到耳朵尖，他的嘴唇张了一下又合上了。他确实看到过老太太提交的亲属关系材料，但那上面只写了儿子的名字和联系方式，没有人告诉他那台车的事。门被推开了。周正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空茶杯，像是路过被里面的动静吸引了步子。他看了张伟一眼，又看了赵科长一眼，然后把茶杯放在了走廊窗台上。“我去查。”他说。
老太太住在城北一条窄巷子的尽头，巷口的垃圾站还没清运完，酸腐的气味和冬天的冷空气搅在一起钻进鼻子里。那间老房子二十平米，一张床占了大半间屋，床头柜上堆满了药盒——降压药、止痛贴、膏药、还有一个写着“腰椎间盘突出专用”字样的热敷袋，袋口的封条已经被反复撕开粘上太多次，边缘都毛了。老太太躺在床上，盖着一张灰蓝色的薄被，被面洗得发白。她听见脚步声偏过头来看了一眼门口，那双眼睛浑浊但警觉，像在分辨来人是什么身份。周正站在床头位置，弯下腰跟她平视着说话。
“阿姨，您儿子开的那辆宝马车，您知道吗？”他没有问“您儿子干嘛的”，也没有问“您儿子给您多少钱”，他问的只有那台车。老太太的目光从他脸上移开了，移到天花板上那片发黄的壁纸上，又移回来了。“那是我儿子的，”她说，“他不给我一分钱。”她停了一下，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像在跟自己说话，“还骂我老不死。”她把脸侧过去面向墙壁，没有再转回来。周正站在床头没有继续追问，弯腰把她床头柜上那些药盒按类别分了一下，降压的放一堆、止痛的放一堆，然后把那个热敷袋的封口重新粘紧了一些。
流水账是从银行调出来的。周正拿到那三页打印纸的时候，上面的每一笔进出都清清楚楚：老太太的儿子名下三套房产、一辆宝马车的分期贷款记录，和连续二十三个月的、每个月都为零的“父母赡养费转账”。没有一笔是打过给老太太的，连最低金额都没有。他把那三页纸折好放回文件夹里，回到了办公室。
张伟坐在自己工位上，手机扣在桌面上没碰，电脑屏幕亮着但他没有在敲字。他听见周正进门的脚步声抬起了头，那层红从他脸上褪下去了一些，但没有完全退干净。周正走到他桌前把文件夹放下，抽出了那三页流水。“你没做错。”他说。张伟的目光落在那三页纸上面，停了好一会儿。“老太太确实符合低保条件。儿子有钱不代表妈有钱。”周正把流水页收回文件夹里，“你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备注栏里多写一句‘需核实子女赡养情况’就行。”
记者追到民政局的时候是那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周正刚把文件夹合上，抬头就看见办事大厅门口站着一个戴毛线帽的年轻人，手里攥着手机，手机上的麦克风孔对准了他。他在门口站了几秒，然后走进来了。“周科长，网上那个宝马低保的视频您看到了吧？”他把手机举高了一些，“您能解释一下吗？”周正看着他，没有看镜头。“老太太的低保资格合法。”他把那几页流水和低保审核表摊在台面上，“她自己没有收入，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名下无房产。”记者低头看了一眼那几页纸，又抬起头来。“那宝马呢？”
周正把审核表翻到最后一页，让那个红色的审批章正对着记者。“宝马是她儿子的，不是她的。”他把纸页转了个方向，“您的钱是您的。您父母没钱，您给不给？”记者举着手机的手放下来了。他没有再追问，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屏幕上的录音条，那个红色的指示灯还在亮着，他把录音停了。
第二天那条新的视频上线了，标题是《人性化执法：低保不是看儿女的车，是看老人的碗》。评论区转了风向，有人说了“这个解释合理”，有人发了“那儿子就该告”，有人把之前的评论删了重新写了一行“民政局这次处理得不错”。转发数跳过了百万那条线的时候，张伟正站在办事大厅的柜台后面整理材料。他划开手机看了一眼那条新闻下面的留言，然后抬起头，隔着大半个大厅看见了周正从走廊那头走过来。张伟放下手机，朝周正的方向走了几步，在周正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停住了。他的眼睛是红的，但这次不是因为急，也不是因为委屈。他看了周正两秒，嗓音比平时低了一些，里面夹着一层薄薄的湿气：“周哥……谢谢你。”
周正站在办事大厅的柜台旁边，周围还有人在排队、有人在填表、有人的手机在响。他伸手拍了拍张伟的肩膀，手掌落下去的时候掌心的温度隔着外套布料传了过去。他说：“以后经办多长个心眼，遇到这种情况提前备注‘需核实子女赡养情况’。”张伟拼命点头，那几下点得又快又密，像是要把那句话刻进脑袋里一样。他转过身走回柜台的时候，步子跟来的时候不太一样了——比之前稳了一些，鞋底落在地砖上的声响均匀了一些。周正看着他走回工位的背影，把手插回外套口袋里，转身往走廊另一头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