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垃圾堆里的黄金
我重生了。
重生的时间点是1985年。地点是一座遍地黄金的小城，名字叫临州。临州不大，东西长十里，南北宽八里，从城南走到城北用不了一个钟头。但它有一个全省最大的旧货交易市场，每逢农历三六九赶集，方圆百里的买卖人都往这里涌，把一条窄窄的骡马市街挤得水泄不通。
此刻我正蹲在垃圾堆旁边捡破烂。
垃圾堆在旧货市场后门外的一片空地上，是一座由废铁、破布、碎玻璃和烂纸板堆成的小山。每天傍晚市场关门之后，清洁队就会把各摊位不要的废品往这里倒，哗啦啦一车接一车，扬起漫天的灰。我蹲在这座垃圾山脚下，手里攥着一把从修表摊上淘来的小螺丝刀，把刚从垃圾堆里扒拉出来的一台坏收音机大卸八块。
收音机是红灯牌的，外壳碎了一个角，天线断成两截，里面的电路板糊着一层黑乎乎的机油。但那些零件还能用。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变压器、电位器，一颗一颗拆下来，用棉布擦干净，分类装进我从家里带来的铁皮饼干盒里。这些零件在外面买要花不少钱，但在垃圾堆里，它们一文不值。
前世的我就是从捡破烂起步的。那辈子我捡了三年破烂，攒够了第一桶金，然后在旧货市场租了个摊位开始倒腾二手电子产品。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从二手倒卖做到自己组装，从组装做到代工，从代工做到自有品牌。临州第一家电子厂是我开的，第一条流水线是我亲手画的图纸。但等我爬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已经五十岁了，头发白了一半，腰椎间盘突出疼得整宿睡不着。这辈子我打算做同样的事，只是手法会更有效率一些。
我把收音机的零件全部拆完，又翻了翻旁边的一堆废铁，找到一台外壳锈穿了的旧电视。显像管已经裂了，但电路板是好的，上面的电容都是进口货，市面上很难买到。我把电视也拆了，零件分门别类装进饼干盒里。然后从垃圾堆最底下翻出来一台报废的街机游戏机主板。这块板子是某个电子厂淘汰的残次品，主芯片烧了一个脚，外壳被砸得稀烂，但逻辑电路部分完好无损，上面密密麻麻的焊点和铜箔走线在夕阳下泛着暗金色的光。
在八五年，没有人会要一块烧了芯片的街机主板。但我认得这块板子，它是任天堂红白机早期街机基板的仿制品，上面那颗烧坏的芯片是理光产的8位CPU，型号2A03。前世我在电子博物馆里见过同款，那台机子被放在玻璃展柜里，标牌上写着“中国电子游戏产业起点之一”。
我把主板抱在怀里，用手电筒照着仔细检查了一遍。除了CPU烧毁，其他部分完好。如果能找到一块替代芯片，这块板子就能重新跑起来。而替代芯片这个东西，在这个年代的临州旧货市场，还真的能找到。我认识一个专门倒腾走私电子元件的福建佬，姓陈，每个月从石狮那边弄一批货过来，什么稀奇古怪的芯片都有。
我把主板用旧报纸包好，塞进蛇皮袋里，和其他零件一起扛在肩上。夕阳正在往城西的烟囱后面沉，垃圾堆的影子拉得很长，空气里有焚烧塑料的刺鼻气味，远处的骡马市街已经安静下来，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旁边捡破烂的老头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他大概在想，这孩子连收音机和电视机都分不清，捡个破板子还当宝贝。我没有解释。蛇皮袋里沉甸甸的，那些沾着油污的零件在我眼里比任何金银都闪亮。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老陈。老陈的摊子在旧货市场最角落的位置，表面是卖手表零配件的，抽屉里藏着各种来路不明的进口芯片。我花三十块钱从他手里买到了一块Z80处理器，日本Zilog公司的库存货，功能和我需要的2A03不完全兼容，但可以通过改装外围电路来适配。三十块钱在八五年不是小数目，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大半个月的工资。我把芯片攥在手心里，薄薄的黑色陶瓷封装，四十个引脚整整齐齐排成两排，在晨光下像一只沉睡的昆虫。
我花了整整一周时间，把街机主板修好了。
修的过程比想象中更复杂。替换CPU不是简单的插拔操作，需要用飞线重新连接至少十几个引脚，还要改动时钟电路和电源管理模块。我蹲在家里那张三条腿的木桌前面，左手镊子右手电烙铁，焊了拆，拆了焊，手指被烙铁烫出了三个水泡。焊料是铅锡合金，烟雾有毒，开了窗都散不掉。
一周后的晚上，我把修好的主板接上电视，插上自己用旧游戏机零件改装的简易手柄，按下开关。屏幕上亮了。不是满屏雪花，不是灰白条纹，而是一个由粗糙像素点组成的、正在缓慢爬行的方块。
贪吃蛇。
就这一个游戏，足够了。
我坐在三条腿的木凳上，盯着屏幕上的像素小蛇一格一格往前爬。它的头是一个稍微亮一点的白色方块，身体是浅灰色的，尾巴拖在后面，每吃掉屏幕上随机出现的食物就会变长一节，难度也随之变大。我把蛇养到了最长，占满了整个电视屏幕，然后不小心撞到了墙壁。屏幕上弹出GAME OVER两个英文单词，像素字体歪歪扭扭，但在这个昏暗的土坯房里，它们比任何霓虹灯都更耀眼。
这一刻我知道，整个临州旧货市场，不，整个八零年代的电子产业，都将在我的手心里重新跑一次。
第二章 一百万
我把这台游戏机拿到旧货市场摆摊。标价二十块。
摊位在骡马市街东头，一棵歪脖子槐树下面。我铺了一块从家里带来的旧床单，把游戏机搁在正中间，旁边摆了几块拆开的电路板和那把烙铁。周围全是卖菜卖鸡蛋的大爷大妈，左边是卖土豆的，右边是卖活鸡的，鸡笼子里时不时扑腾出一股混着鸡屎味的灰尘。我是整条街上唯一一个卖电子产品的，路过的人看我摊位都以为我是收破烂的。一个卖菜的大婶还好心提醒我：“小伙子，这边是卖菜的地方，你那些破铜烂铁应该去西头废品站。”
我笑了笑说没事，就摆这儿。
一上午没人停。赶集的人从我面前来来去去，目光在土豆和活鸡之间来回扫，很少有人注意到角落里那台灰扑扑的游戏机。下午三点左右，一个穿着夹克的年轻人蹲了下来。他大概二十出头，头发有点长，遮住了半边眉毛，夹克袖口的拉链是坏的，用一根橡皮筋扎着。他蹲在摊位前，盯着屏幕上的像素方块看了很久。
“这是你自己做的？”他开口，声音有气无力，大概是熬夜打牌打多了。
“是。”
“能玩吗？”
我拿起手柄演示了一遍。小蛇在屏幕上开始爬行，吃掉第一个食物变长一节，绕过障碍物，又吃掉第二个食物。手柄是老陈那边弄来的旧货，方向键有点涩，但能用。年轻人接过去试了十分钟，操作越来越熟练，吃到第五个食物的时候撞墙死了，骂了一声操，然后掏出二十块钱放在摊位上。
第一台，卖出去了。
接下来一周，我做了五台。每一台都是自己手工焊的，电路板用旧主板改，外壳用旧收音机的壳，手柄拆旧游戏机的手柄。焊得手指冒烟，手指上又添了几个新水泡，和旧的水泡叠在一起，握烙铁的时候钻心地疼。五台摆出去，两天卖光。然后是十台，十五台，二十台。每批货都在赶集日当天卖完，有人提前一天来占位置，有人从邻县骑自行车过来，还有人问能不能批量订货。
第二十一台摆在旧货市场门口的时候，老陈领着一个穿西装的人走过来。西装是灰色的，料子挺括，领带是暗红色的，上面印着细密的菱形格子。这个人在整条骡马市街上扎眼得像一只站在鸡群里的鹤。他蹲下来，拿起我的游戏机翻来覆去看了将近一个小时。检查了电路板的焊点，拆开外壳看了走线，又让我接上电视演示了三遍。他看得很仔细，每一个焊点都放大镜检查过，手指沿着铜箔走线的路径慢慢划过。
然后他放下机子，报了一个数字。
“一百万。买你的专利。”
一百万人⺠币。在1985年的中国，这个数字足够在北上广买好几套四合院。旁边的卖土豆大婶手里的秤砣掉在地上，差点砸到脚。卖活鸡的老头张着嘴，鸡笼子里的鸡趁机啄了他一口。整条骡马市街在这一刻安静得只剩下远处大喇叭里播放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我看着他。他姓叶，叫叶启明，据老陈说是从香港来的电子贸易商，专门在内地找有潜力的电子产品做外销。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粤语口音，衬衫袖口上别着纯金的袖扣，领带打得一丝不苟。他看我的眼神里有欣赏，也有试探。
“一百万买断，”他重复了一遍，“你不能再自己生产，不能再卖给别人。这个价格够你在临州买一栋楼。”
我说好。然后加了一条。
“你每卖出一台，我抽五块钱。”
叶启明愣了一下。然后他笑了，笑声从喉咙深处滚出来，震得领带上那枚金领带夹微微发颤。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手掌的力道介于欣赏和试探之间。“后生仔，你今年多大？”
“二十一。”
“二十一岁，蹲在垃圾堆边上，跟我谈分成。”他把手收回去，整理了一下袖口，“好，我答应你。每台五块，按季度结算。但我有一个条件。三个月内，你要给我做出能出口的版本。外壳要注塑的，电路板要印刷的，不能再用垃圾堆里拆下来的旧零件拼凑。能做到吗？”
“能。”
当天晚上，我回家把所有焊了一半的电路板全部拆了。不是因为不满意，是因为我知道，手工作坊的时代结束了。叶启明要的不是二十台、五十台、一百台。他要的是能塞进集装箱、漂洋过海、在香港和东南亚的货架上和日本游戏机抢市场的东西。那需要设计图纸、开模具、定做印刷电路板，需要找工厂代工，需要注册商标和申请专利。而我手里，除了一把烙铁和一盒拆旧零件，什么都没有。但我有前世三十年的经验。前世我开过电子厂，知道流水线怎么布局，知道注塑模具怎么开，知道印刷电路板的工艺流程，知道怎么和元器件供应商打交道。这辈子，这些经验全部提前了三十年。
三个月后，我交出了第一台注塑外壳的成品。壳是乳白色的，圆角设计，手柄内置。电路板是印刷的，走线规整，焊点光滑。Logo印在机身正面：CY-001。CY是“创宇”的缩写，我在注册公司的时候想了很久，最后决定用前世用过的名字。前世创宇电子是我五十岁才成立的公司，这辈子，它提前了二十九年。
叶启明来验货那天，带了一个日本人。日本人穿着深蓝色的工装，戴着金丝眼镜，拿着放大镜把机器翻来覆去检查了快两个小时，连螺丝的扭矩都测了一遍。检查完之后他收起放大镜，对叶启明说了一句日语。
“他说什么？”我问。
叶启明把合同放在我面前，脸上难得出现了一丝不加掩饰的笑意。“他说，这东西能卖到全世界。”
第三章 年终奖
三年后。
我在临州城东的开发区盖了一栋五层楼。不是租的，是盖的。红砖外墙，铝合金窗户，楼顶竖着四个大字：创宇电子。一楼是流水线车间，二楼是研发部，三楼是行政办公室，四楼是我的独立实验室，五楼是员工食堂和活动室。每天中午十二点，食堂里飘出来的红烧肉香味能飘到隔壁玩具厂门口。
流水线上六十多个工人，三班倒，每条线每天能生产两百台游戏机。研发部新招了八个大学生，都是从省城的高校挖来的，学电子工程的、学工业设计的、学计算机的，每天在我的实验室里研究新机型。去年我们推出了CY-002，内置了三个游戏，贪吃蛇、俄罗斯方块和一个我自己设计的打砖块游戏。今年正在研发CY-003，目标是实现可更换游戏卡带，让用户不用换整机就能玩新游戏。
叶启明的订单从香港一路铺到了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每个月的出货量稳定在五万台以上。去年圣诞节，CY-001在香港的百货公司卖断了货，叶启明半夜给我打越洋电话，让我加急发两个货柜过去。
市里给我颁了一个奖，“青年企业家”。颁奖典礼放在市政府的礼堂里，红地毯，水晶吊灯，台上摆着一排鲜花。分管工业的副市长亲自把奖状递到我手里，说我是“改革开放以来本市最年轻的民营企业家”。镁光灯啪啪闪，台下的掌声响了两轮。
我站在台上往下看。第一排坐的都是市领导和各局委的负责人，第二排是其他获奖企业家，西装革履，谈笑风生。然后我看到了第三排最边上的一张脸。那个人没有穿西装，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没系，露出里面一件旧毛衣。他坐在角落里，低着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指节粗大发红。是我当年在垃圾堆旁边捡破烂时认识的老头，姓吴，我叫他吴叔。当年我抱着蛇皮袋走出垃圾场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这孩子连收音机和电视机都分不清”。今天他坐在青年企业家表彰大会的最后一排，头发比当年更白了，腰更弯了，但看我的眼神和当年一模一样。
表彰大会结束后，我请吴叔来创宇电子上班。不是生产线上的操作工，是仓库管理员。他的腰弯了，搬不了重物，但记性好，认零件比年轻人都准。他第一天来上班的时候，站在公司门口抬头看着那四个大字，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过头来，用那双被垃圾堆的烟熏了十几年的老花眼看着我。
“当年你说要发财，我以为你疯了。”
“我是疯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疯到现在还没好。”
这三年里，嘲笑过我的人不止吴叔一个。当年在旧货市场摆摊的时候，隔壁卖土豆的大婶跟别人说“这孩子脑子有问题，捡垃圾捡傻了”。后来她把儿子送来创宇电子应聘流水线操作工，面试的时候认出了我，脸上的表情比当年被我用白面喂鸡的赵建军还难看。她儿子被录用了，现在在CY-002生产线上焊电路板，每个月工资加上计件提成能拿到一百多块，比她在市场卖一个月的土豆还多。
那年冬天，公司开了年会。不是那种正襟危坐的领导讲话，是我自己掏钱在食堂摆了二十桌，红烧肉管够，啤酒管够。流水线上的工人、研发部的大学生、仓库里的吴叔，所有人挤在一起，有人划拳有人唱歌有人趴在桌上睡着了。我站在食堂门口，给每个人发年终奖。
今年的年终奖，每人一台CY-002。
我把包装盒递到最后一个员工手里的时候，那个人没有接。他的手背上有几道新烫的烙铁疤，和我手背上那些旧疤的位置一模一样。他站在我面前，低着头，叫了我一声。
“沈总。”
声音很轻，但我认出来了。他是当年在旧货市场对面那个修表摊上的学徒，姓周，十八岁，爹妈都没了，跟着修表师傅混口饭吃。我刚摆摊那会儿，他每天傍晚收工之后都会跑过来看我焊电路板，蹲在旁边，双手托腮，从不说话。后来我的摊位越来越大，来的人越来越多，他就挤不进来了。再后来我开了工厂，招工的时候在门口贴了告示，他第一个来排队。
他把包装盒抱在怀里，低头看着盒子上印的CY-002字样，手指沿着Logo的轮廓慢慢划过。
“我小时候，”他声音有点哑，“我爸说过，有出息的人都是念书的。我没念过书，我以为我这辈子只能在修表摊上给人换电池。”
他把礼盒贴在胸口，抬头看着我。食堂里的笑声和划拳声从身后涌过来，但他说话的声音比所有噪音都清晰。
“谢谢你。”
我站在食堂门口，看着这个十八岁的少年抱着他人生中第一台游戏机，眼睛里映着食堂窗户透出来的暖黄色灯光。窗外飘着雪花，是临州今年第一场冬雪。吴叔喝多了趴在桌上打呼噜。生产线上最年轻的焊工刚刚向研发部的一个女大学生表了白，被拒绝了，但还在笑。老陈从香港发来传真，说下个月要来谈CY-003的东南亚独家代理。
我没有说什么“不用谢”。我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就像当年叶启明拍我一样。手掌的力道介于认可和托付之间。有些东西，不用还。传下去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