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的清晨是水声先到的。
泉流从石缝里渗出来，沿着沈归之前挖的那道浅沟绕过两棵枣树，在入口处消失。水消失的时候没有声音，但流过苔藓的时候有——极细的、像是用湿手指摩擦绸缎的那种沙沙声。沈归每天在这声音里醒过来，睁开眼看见的是石凹槽里那半只无眼木燕的翅膀，和翅膀下方那块刻着“归”字的石板。
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小半个月。第一个七天用来清理碎石、拓宽入口、挖引水渠。第二个七天用来修补草鞋、磨那把豁了口的刀、在枣树下钉了几根木桩用来晾衣服。衣服上的血渍洗了无数次，现在只剩下极淡的褐色轮廓。他发现自己开始习惯了——不是习惯住在这里，是习惯沉默。没人叫他夫子，没人问他信什么，没人跪在他面前等他开口。他只是在泉眼边喝水，在枣树下削木头，在石坛前把捡来的枯枝一根一根码齐。他每做一件事都只需要做好一件事。这种感觉很陌生。
这种感觉让他在某天清晨忽然想起杨朱说过的话——“活着就是图活着。”当时他觉得这是一句什么都没有说的废话。现在他觉得，这句话可能是一个人在经历了所有可说之事以后，唯一还能说的真话。
天刚全亮，沈归把杨朱的刀插在腰间，出了谷。
他需要盐。还需要一根新的磨刀石——杨朱那把刀的刃口已经卷了好几处，上次削枣木枝的时候差点把刀身折断。他把那半截木鸟的翅膀留在石凹槽上——自从插上去之后他还没有动过它。走出入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石凹槽上方还空着半边。那个空位不是等着谁来填，是他还没想清楚要不要填。
三岔渡的集市还是老样子。卖鱼的摊在最靠近码头的位置，鱼鳞在晨光里发白，腥味顺着河风飘出半条街。沈归在集上找到了盐——一个蹲在角落的老妇人用竹筒装着粗盐，三枚半两钱换一筒。他掏出杨朱留给他的钱袋，发现里面还有一小块碎银。是杨朱塞进去的。什么时候塞的？不知道。沈归把碎银放回钱袋，换了三枚铜钱。
“你是那个新来的。”老妇人接过铜钱时忽然说了一句。
“什么新来的。”
“住鬼谷的那个。”老妇人把盐倒进他带来的布袋里，“前几天有人在山上看到谷里有烟。说是住着一个人。以前那里没人住的。”
沈归没有回答。他把布袋系好，站起来。
“他们叫你什么来着。”老妇人歪着头想了想，“鬼谷子？好像是这个。”
沈归的脚步停了一瞬。很短。短到老妇人没有注意到。他的指尖无意识地攥了一下腰间的刀鞘，指节微微发紧，又很快松开。他继续往前走，走过鱼摊，走过柴堆，走过正在补桨片的老船夫——老船夫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有招呼，只是点了一下头。沈归也点了一下头。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互相点头。上次沈归离开渡口时老船夫还在讲那个白衣裳的怪人，讲他砍树削舟、不肯求人、捞尸不肯敬香。
老卒在城门旁边补竹栅栏。和上次一样。
沈归这次停下不是因为老卒手里的麻绳。是因为老卒脚边搁着一根旧拐杖——杖身是杨木的，节疤很密，把手那一端被握得光滑发亮；杖脚裂了一道细缝，用麻绳缠了好几圈，缠的手法很特别：不是普通的一圈挨一圈，是八字绕法，每绕一道都从上一道中间穿过，打出来的绳结像一排整齐的麦穗。
这个绳结的打法沈归认识。杨朱在营地编那双草鞋时，鞋底的麻线就是这样八字绕的。
——上次路过这里时，他在身后听见过四个字，只听清最后一个“高”。现在他知道前面三个字是什么了。
“你的拐杖。”沈归说。
老卒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白发黄，瞳孔是灰褐色的，但目光还很有力。他把手里的麻绳放下，撑着膝盖站起来。站起来的时候右腿明显使不上劲，整个人的重心都压在拐杖上。
“你想要？”老卒说。语气很平淡，不像在防贼，也不像在客气。
“不是。我认识这根拐杖是谁削的。”
老卒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移到他腰间的刀上，又移到他衣襟边缘露出的一小角木色——那是杨朱的木牌从衣襟里探出来一点，老卒没看清是什么，但他看见沈归刀鞘的磨损位置和木牌的旧色，像是从同一个人身上分出来的。老卒没问。
“坐。”老卒指了指城门洞里的阴凉处。他自己先在石墩上坐下来，把拐杖横放在膝上，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拆开，里面是半块干粮和一小撮烟丝。他把烟丝塞进陶烟斗，拿火镰子点着，吸了一口，然后把烟斗递给沈归。
沈归没有接。他不会抽烟。老卒也没勉强，自己又吸了一口，朝城门外的方向吐了一缕很细的青烟。
“这根拐杖。”老卒敲了敲杖身。“跟了我大半辈子。换过两次绳，钉过一颗楔，磨穿过四双草鞋——我穿的，不是它。”
他把拐杖翻过来，让沈归看杖身底部。杖脚那道裂缝上钉了一颗很小的木楔，楔子是枣木的，颜色比杨木深，嵌在裂缝里像一块愈合了的伤疤。
“楔子是我砸的。第一次砸歪了，把杖身砸出一道新印；第二次砸下去，又裂了半寸。我不会削木头，就会楔钉子，砸了三回才砸进去。”他用拇指蹭了蹭楔子边缘。“那年冬天，雪下得厚，我拄着它去打水，回来路上摔了。摔下来的时候它没断，是我屁股先着地的。”
沈归看着那颗枣木楔。颜色比周围的杨木深一截，像一道愈合得不太好的疤。
“他要是还在，”老卒把拐杖转回正面，“会怎么说我砸歪了的那道印。”
“他不说。”沈归说。
“是不说。”老卒笑了，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我不问，他也不说。他削，我用，绳烂了我换，木裂了我楔。二十三年，没问过他叫什么。”
老卒又吸了一口烟，把烟斗在石墩上磕了磕。烟灰掉在地上，很小的黑点，风一吹就散了。
老卒说他遇见杨朱的时候，是三岔渡还没开渡之前。那是很多年以前。他当时是守城的小卒，腿上挨了一刀，伤好了使不上劲，只能坐在城门洞里编麻绳。有个白衣裳的从渡口走过来，看见他坐了三天。第四天那人带了一把刀，坐在他对面削了一整天的杨木，削出一根拐杖，递给他就走。没留名字，只留了一句口诀。
“莫比膝高。”老卒说。
沈归在嘴里默念了一遍。
“绑腿的时候，麻绳不要勒过膝盖。”老卒拍了拍自己右腿膝盖以下的位置。“我以前不懂。我刚瘸的那一年，绳子一勒就勒到大腿根——我觉得绑得越紧越能走路。结果走了两步就跪下，绳子卡住膝弯的筋。卡住一回不算什么，卡了半年。半年之后我膝盖里有一块筋永远不肯回原位了。”他顿了顿。“勒出血才知道。”
“他说什么的时候，告诉你为什么。”
“没有。他就说四个字。我用了三年才知道为什么。”
沈归没说话。他在心里把“莫比膝高”和上次路过时听到的那四个字对了一遍。同一句话，第一次是听清最后一个字，第二次听清全部。中间隔了多久，他不知道。但那一段里他走过分水岭，洗过染血的衣服，把翅膀插进了一个比他更老的凹槽里。
“他后来还来过吗。”沈归问。
“来过。隔了两三年，忽然又来了一次。头发白了，不是全白，是白的比黑的多。还是那身白衣裳，洗得都快透明了。”老卒把烟斗搁在石墩上，双手撑着拐杖。“他看了看我，说你怎么还在这。我说我瘸了。他又看了看我，说不是问你腿。是问你怎么还在绕绳，这么多年都没走出这门洞。”
“他呢。”
“他也没走出去。”
“他不是走了很多年吗。”
“我说的是进来。”老卒把拐杖在地上顿了顿，灰褐色的瞳孔在回忆里慢慢收缩。“他说，有人守在门洞里，就有人还能走进来。他二十岁以前也想救天下。比所有人都想。在一个墟市讲了三天道——儒生不认他的师门，隐者嫌他太年轻，第三天来的是补鞋的、挑水的、被扣了抚恤银的妻女。他讲道，他们哭。他问为什么哭。一个老太婆说你讲得好，真把天下说成那样，我儿子就不会死了。”
沈归看着老卒的烟斗。烟斗里的烟丝快烧完了，最后一点红光在灰烬里挣扎。他指尖下意识地摸了摸衣襟里那颗洗过的木扣——是几天前压在麻绳下的那颗，他还没有想好放在哪儿。
“后来呢。”
“后来他不讲了。”老卒把烟斗磕干净，重新塞进怀里。“他说他不愿意做那种贩子。哭的人需要道来安慰。他不愿意把道拿去当安慰。”
“他最后一次来，也是最后一次经过这城门。我问他有没有徒弟。他说有一个不是徒弟的徒弟，不需要他教，只需要他陪。然后他把另一根木料留给我，说你以后如果遇到一个不会哭又不想再躲的人，就告诉他：用这根木头先削一双鞋垫，不要削刃。”
沈归把杨朱的刀从腰间拔出来。刀背上还有上次削枣木枝时留下的木屑，刃口豁了两处，一处深一处浅，但刀尖还很利。杨朱拿它削过木簪、削过草鞋的底模、还在断崖上用它砍进墨者那排火把里。
“他说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沈归说。
老卒看着他收刀入鞘的动作，没有追问。
沈归在三岔渡往上游走。河滩上那片被砍光的柳树林还在，老根根骨虬结，侧根被削得只剩一层干皮。上次他在这里跨过去又折回来，伸手摸过最粗的那一根。这次他坐下，把杨朱的刀放在一旁的干苔上，面对那排干树根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柳树根中有一株老桩很奇——它的韧皮虽干，心材却仍然泛着很浅的青黄。他又用手碰了一下，木不冷。
他忽然想起阿蘅的母亲。不是想起她本人——他没见过她——是想起阿蘅第一次对他讲她母亲的事。那是他们刚结婚的第一个春天，阿蘅从医院请假，专程去了一趟北郊。那天是她母亲的忌日。【母亲是医院的护士，非典那年主动请缨进了隔离区，再没有出来。那时阿蘅才九岁。】他没去——不是因为不想去，是因为阿蘅说她习惯一个人去。她回来以后把遗物从柜子里取出来，放在窗台上。遗物是一顶很旧的护士帽，帽檐有折痕，边缘线脱了一针。阿蘅没有说话，只是把帽子折好，放回柜子里。关上柜门的时候她说了一句：“够了。”
沈归当时坐在沙发上翻一本讲护理伦理学的书，听到这句话抬头看了一眼，没问。他一直没问。现在他坐在这排柳树根前面，忽然觉得那声“够了”不是厌烦，不是疲惫，是把一件事憋了十几年终于决定不再解释。她母亲的遗物是一顶帽子。她自己在雨中摘下防毒面具扣在他脸上。这两件事之间隔着二十年。而他用了三年甚至更久，才从这一截还没死的柳木里开始摸到那条虚线。
他把柳树根那层干皮上最薄的部分小心切下来一小块，用刀刮掉表皮的泥，揣进衣襟。两片木头——一片杨木的木牌、一片柳木的薄皮——在怀里挨在一起的时候，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杨朱把名字刻进木牌，是因为名字是留给死人的。活着的人不需要名字，只需要记号。他把刀收起来，在树下站了很久。河水声一直在，不急不慢。
回到鬼谷时太阳刚落到崖壁后面。
石凹槽上那半只无眼木燕的翅膀还在原处，半截羽毛状的纹路被最后一线天光照成一抹很浅的琥珀色。沈归把从老卒身边带回来的一截麻绳头摊开——是老卒补完竹栅栏剩下的，临走时塞给他的，没说话——和前几天石板上不知是谁放下的那一小把没打结的麻绳并排放在一起。两根绳子，一根从老卒那里来，一根从谷外的陌生人那里来。他把两根绳头对折，绕了一个从老卒拐杖上看来的八字结。绳结打得很慢，因为八字绕法需要每一扣都穿过上一扣之间——他想让这一扣和杨朱在鞋底里的那一扣，扣在同一个位置上。
他把打好的绳结轻轻放在石凹槽空着的那半边，和那半只无眼木燕的翅膀挨在一起。月光落下来，刚好把两样东西拢在同一片光影里。
然后他从怀里掏出杨朱的木牌。木牌正面的“杨朱”两个字已经被风霜磨得快看不清了，背面的那道刻痕上次发现时只摸出了几个笔画的痕迹。现在他把木牌举到月光下，用指甲沿着笔画的凹槽轻轻刮掉里面填塞的泥灰。第一个字先认出来——“一”。第二个字是“人”。两个字隔了半指的间距。他把木牌按在石板上，让“归”字在两行木纹之间隐隐透出，然后他对着石板低声说：
“你知道我做不到，才刻在这里的吧。”
他停了一下，又说：
“一人之后还有一人。你不求我明白道，只想要我记得住是谁。”
（第二章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