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元是剑门关所在，自古是蜀道咽喉，兵家必争。这里的人见惯了生死，也见惯了那些不愿意死的人。老棺匠说，人将死之时，如果还有未了的心愿，可以在棺材底板内侧用朱砂画七盏灯，一盏一盏地点。每点一盏，就能多活一年。但灯油不是桐油，不是酥油，是人油。必须是从活人身上取出来的脂肪，趁热熬成油，灌进灯盏里。点一盏灯，杀一个人，续一年命。连点七盏灯，能续七年。但七年之后，阎王爷的阴差会亲自上门，把借来的命连本带利全部收走。所以这法子叫“借命续灯”。点灯的人没有善终，被取油的人更是永不超生。
这法子据说失传了很久，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民国年间。用这个法子的人姓冯，是川北的大粮商，家财万贯，患了肝病，群医束手。冯老爷不想死，花了半年时间找遍了川陕两省所有的端公和术士，最后在剑门关深山里找到一个已经瞎了一只眼的老端公，把祖传的借命续灯法卖给了他。
没人知道冯老爷点了那七盏灯没有。只知道他死的时候是民国三十七年，距离他患病，刚好七年整。他死后，冯家一夜之间败落，千顷良田全部荒成了芦苇荡。
二零零五年，一个姓周的房地产商在体检中查出胰腺癌晚期。他叫周济生，五十六岁，身家过亿，在成都、绵阳、广元都有楼盘。他不缺钱，不缺人脉，不缺最好的医疗资源。但他缺时间。医生说他最多还有半年。
周济生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把公司交给了儿子，自己带着一个司机和一个保镖，消失在了川北的深山里。三个月后，他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带了七盏灯。
周济生找到那个老端公的孙子时，对方正在剑门关镇上的菜市场卖草药。摊子上摆着当归、党参、天麻，还有几根晒干的蛇。这个叫何师傅的人已经快七十岁了，抽着叶子烟，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左眼微微发白，和当年他爷爷的眼睛一模一样。周济生把一张支票放在草药摊上，何师傅瞟了一眼上面的数字，没有拿，只是把叶子烟在鞋底磕了磕，站起来说你要的不是药，是命，跟我来吧。
当天晚上，何师傅带着周济生和他的保镖、司机三个人，在镇外一间废弃的土坯房里，点了一盏油灯。油灯是粗陶的，灯盏里盛着小半碗淡黄色的油脂，冷却后凝成了软膏状，闻起来有一种焦糖和动物脂混合的甜腥味。何师傅用一根竹签挑起一点油脂，凑到灯芯边，说这是猪油。周济生知道那不是猪油。何师傅说七盏灯，七条命，借七年。七年之后连本带利还，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周济生盯着油灯，没有说话。
油灯点了一整夜，从戌时一直燃到第二天卯时。灯芯烧尽时，火焰跳了三下，灭了。周济生低头看自己的手。那双因为恶液质已经骨节突出的手，在油灯最后一下跳动时忽然泛起了淡粉色的血色。他摸了摸自己的右上腹，那个胰头癌触诊时硬如石板的肿块，浅触痛忽然减轻了。他以为自己只是被安慰剂效应暂时蒙蔽了痛觉。
三个月后复查，CT显示胰腺肿块缩小了百分之四十。主治医生连说了三遍不可思议，问他用了什么药。他说什么都没用，只是回老家养了一阵子。他没有告诉任何人那盏灯的事。但他记住了何师傅递给他第一盏灯时说的那句话：猪油烧不了这么久。第一盏灯烧了整整十一个小时，烧到最后灯芯焦黑脆裂，灯盏里的淡黄色油脂却还剩浅浅一层底。
周济生从川北回到成都以后，开始着手准备第二盏灯。何师傅只管点灯，不管取油。他教会周济生点灯的手法以后就把方子收回了那个铁匣子里，剩下的事你自己解决。方子上的前半截写得很详细：灯油需取活人之脂，被取油者必须在灯芯点燃时仍然保持心跳和自主呼吸。后半截只写了一行字：七灯尽燃，回天乏术。唯有一法，散尽家财，救七千人之命，以千倍功德抵七条罪孽。这行字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夹在何师傅的铁匣子底部。周济生趁何师傅转身取灯芯时看到了它。他把纸条抽出来，折好，塞进西装内袋。何师傅转回来时，他已经面不改色地端坐在油灯前面了，七盏灯的铁匣子就搁在他膝上。他心里清楚，七条无辜者的性命，他已经下手了第一条。而何师傅说灯油管不了多久，下一盏灯必须在一个月内点燃。
第二盏灯需要新的灯油。何师傅只管点灯不管取油，周济生必须自己解决。他有钱，非常有钱。有钱到可以让一些人消失。帮他做这件事的人叫阿坤，是他工地上一个管材料的混混，在老家有过案底，胆子够大，嘴够严，要价不高。阿坤从成都火车站附近弄来了第一个流浪汉，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身上没有身份证，嘴里只剩三颗牙，头发结成硬块。阿坤把他带到双流工业区一间空置厂房里，用乙醚捂晕了，绑在暖气片上。然后他给周济生打了个电话，说东西备好了。周济生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先关着，别动他。
他把流浪汉关了整整五天。每天阿坤去送饭，流浪汉就缩在墙角，用那双浑浊发黄的眼睛盯着他，嘴里呜呜地哼着一段不成调的歌。第六天晚上周济生亲自来了一趟。他穿了一件黑色的羽绒服，戴着口罩，站在厂房门口往里看了一眼。流浪汉在暖气片下面蜷成一团，裤裆湿了一片，脚踝上拴着阿坤绑上去的铁链。周济生转身就走了，什么都没说。阿坤追出来问什么意思。他说放了。阿坤说放了？他知道这地方。他说他知道什么？他知道自己在哪吗？他知道我是谁吗？放了。阿坤骂了一句，但还是照做了。流浪汉被蒙着眼睛丢在龙泉驿的山脚下，从此再也没在成都火车站附近出现过。
那段时间，每次复查肿瘤科医生都对着影像资料反复核对片子编号，怀疑是不是拿错了。指标不会撒谎。但他的睡眠在一天天变差，他总在凌晨两三点惊醒，醒来时右手指尖发麻，虎口处还残留着一种奇怪的触感，像刚刚攥过一段粗粝的麻绳。他从来没有攥过麻绳。但他听说何师傅把灯油装在了一个青黑色的粗陶罐子里。那个罐子，是冯家祖上传下来的。罐子里的油脂，用过的人都不在了。但罐子还在，油脂还在，每一任点燃它的人，都会在夜里攥紧那段曾经绑过取油对象的麻绳。
何师傅说，你放了不该放的人，灯油不高兴。周济生没有说话。他知道那句话不是何师傅说的，是那个罐子说的。罐子里那团已经冷却了两代的淡黄色油脂在油灯熄灭的那个凌晨轻轻颤动了一下。
阿坤的弟弟回老家以后，把他在成都干的事跟母亲说了。母亲没说什么，只是把阿坤小时候用过的一只搪瓷碗从柜子里翻出来，洗干净，放在灶台上。搪瓷碗底印着一朵褪色的红花。阿坤下次回老家时看到那只碗，坐在灶台前吃了三碗饭，吃完把碗翻过来看了很久，什么都没有说。回成都以后他把那只碗带在了身边，跟着他辗转于双流、龙泉驿、郫县三地之间，住最便宜的日租房，睡最窄的行军床，床垫下面压着周济生预付的那叠现金，他一张也没存进银行。
阿坤又给周济生找了下一个。他说这次是他老家镇上的人，欠了高利贷，自愿的。周济生说自愿的也不行。阿坤说周总，灯油等不起。周济生挂了电话。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对着那个从何师傅铁匣子里带回来的灯油罐子坐了很久。第一盏灯已经烧完了，罐子里的油脂只剩一层底。他能闻到罐口残留的气味，是那种介于焦糖和动物脂之间的甜腥，并不难闻，甚至有些熟悉，像小时候母亲用猪油炒饭时铁锅烧热后冒出的焦香。
他母亲是肝癌走的，走的时候他十一岁。他记得母亲临终前瘦得像一把劈柴，眼眶深陷，嘴唇干裂，躺在镇卫生院走廊的担架床上，连吗啡都买不起。他握着母亲的手，母亲用极微弱的声音说了一句：活下去。
他一直以为“活下去”是母亲对他的祝愿，没有第二层意思。
罐子底部，干涸的油脂裂纹里嵌着一小粒朱砂。朱砂是当年老端公封罐时点进去的。朱砂在道教仪式里不是颜料，是封印。每一任点灯人死后，老端公的传人会重新打开罐子，用新的灯油把前任点灯人残留的油脂稀释掉，再封一粒朱砂进去，等下一任主人来领。朱砂封的不是油，是魂。被取油的人，死前最后的恐惧被封在这罐油脂里，一代一代往下传。
周济生没有再用阿坤。他把阿坤辞了，结了一笔远高于当初谈好的钱，又从车库储物间里搬出一个封了很久的旅行袋，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倒在会议桌上，全是现金，不多不少正好是他当年炒地皮时坑掉那位合伙人的全额。他对阿坤说，你回老家好好过日子，别碰人命了。这些钱你帮我带回去，分给老家镇上那些孤寡老人。阿坤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没有回答。
他从旅行袋的夹层里抽出一本老式硬皮账本，翻开最后一页，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名字。他拿走的那条性命，欠孤儿寡母的一块地，趁合作方破产低价吞掉的股权，以次充好省下来的钢筋标号，全部折成了数字。总金额和他现在的身家几乎持平。他把账本递给阿坤，说按这个名单，把钱还完。散尽家财，救七千人之命，不是字面上的七千人，是他在商场上亏欠过的每一个人。何师傅的方子上写的那行小字，他看了无数遍。七盏灯，七条命，借七年。七年之后连本带利还。但方子最底下还有一行更小的字，小到几乎要贴在纸上才能看清：灯油以人命熬制，每熬一命，罪加一等。七等罪满，勾魂使者至。他数了数自己的罪。胰腺癌确诊那年，他在商场上逼死过一个合伙人，对方用一根麻绳把自己吊在了已经被查封的工地塔吊上。
第三盏灯在他把第一笔分红结清的那个月里自己燃尽了。不是他想点，是他还完第一笔债那天夜里，罐子里的油自动往下渗了一大截，灯芯在无火自燃之前冒出了一小缕青烟，然后火苗自己跳了一下就灭了。灯油烧掉了他剩下的一处烂尾楼盘和两套别墅，连带着当年克扣的拆迁补偿款全部翻倍打回了那些拆迁户的账户。第四盏灯烧掉了他儿子在国外信托基金里的全部存款。第五盏灯烧掉了他名下最后一间公司的全部股权。第六盏灯烧掉了他留给妻子的养老钱。只剩下最后一盏灯还锁在那只铁匣子里，铁匣内壁覆着剥落干裂的朱砂，匣底刻着一行几乎被氧化层填满的小字：七灯尽燃，见阎罗。
周济生的胰腺癌已经全消了。医学上这叫自发性消退，概率不到十万分之一。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最后几次复查时肿瘤科主任拿着他的全套影像资料反复比对，怀疑他根本不是原来的病人。他能吃能喝，体重回升，晨起空腹时甚至能在花园里慢跑。但他每天夜里都会在同一个时间醒来，凌晨三点十四分。醒来时手腕上会多一圈浅红色的勒痕，像被人用极细的绳子捆过。手腕不疼，但勒痕周围的皮肤温度比别处低两度。
何师傅在第三盏灯自己燃尽以后就收拾摊子离开了剑门关镇。他走的时候把那只装草药的竹筐留给隔壁卖豆腐的女人，说你帮我看一下摊子，我去赶个场。那个女人等了半个月，他没有回来。只有人后来在剑门关崖壁上的栈道尽头看见过一只空了的蛇皮口袋，口袋旁边放着当年老端公点灯时用过的铜油灯，灯盏里积着一层雨水。
周济生把最后一盏灯背在行囊里，一个人走了剑门关崖壁上那条早已废弃的古栈道。栈道尽头有一块突出悬崖的巨石，下临万丈深渊，绝壁之下是蜿蜒如带的嘉陵江。那块巨石的石缝里长着一棵歪脖松，老端公的铜油灯就是在这棵松树下被找到的。他把最后一盏灯放在铜灯旁边，灯盏里的油脂已经见底，灯芯斜倒在盏壁上。他在风中划了很久的火柴，终于把灯芯点燃了。火苗很弱，像一个正在合眼的老人。他跪在石头上，对着灯磕了三个头，然后把那本已经还清了的账本一页页撕下，摊在崖边让风一页页吹散。纸页落进嘉陵江里，顺水漂向下游的广元、苍溪、阆中。他眼睁睁看着最后一张写着他自己名字的内页飘入江心，被一个浪头卷进深水区。
第七盏灯，烧的不是别人的命。是他自己的。罐子里最后那层底油是他之前六盏灯还债时，每一盏灯都自己渗出了一点，混在一起凝成了第七层。油色是淡金色，闻起来没有焦糖味，只有一把陈年檀香木屑被碾碎后挥发出来的干燥木香。他用这层油点了第七盏灯，把自己的名字填进账本最后一页，烧了。
灯灭了。周济生松开了拄在崖壁上的手，但没有死。他感到胸口一阵剧烈的绞痛，像有人用拳头从胸腔内侧猛击了一下心包。心脏骤停了大约三秒，然后重新跳了。跳得很快，很乱。他在那块石头上躺了很久，等心跳恢复平稳，然后坐起来，看着剑门关的群山沉默了很久。
他后来回到成都，没有再做生意，也没有再住别墅。他用余生不多的存款在双流开了一家很小的养老院，收的全是无人赡养的老人，每个月自己贴钱维持运转，账目公开，每一笔捐款都贴在养老院门口的公告栏上。他每天在院子里扫地、择菜、给老人量血压，晚上值班时睡在杂物间里。杂物间没有窗，但他每晚都会在床头点一盏酥油灯，不是续命，是还愿。养老院的老人问他为什么总点灯，他说以前有人给他点过七盏，现在该他还了。
周济生死于二零一二年冬天，距离他点燃第一盏灯，刚好七年。死因是心源性猝死，走的时候很安详，坐在养老院走廊的藤椅上，手里握着一个搪瓷杯，杯底印着一朵褪色的红花。那是阿坤母亲灶台上那只碗，阿坤在他去世前一年寄到了养老院。他走的那天，嘉陵江下游钓鱼的人都说看到江心漂着一盏油灯，灯芯是灭的，灯盏里是空的，顺水往下游漂，漂到剑门关崖壁底下，忽然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