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临。我在“忘忧”公司做售后。
公司的业务很简单:客户来我们这里,指定一段不愉快的记忆,我们负责帮他们忘掉。技术原理我不太懂,入职培训只放了一段十二分钟的影片,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对着镜头用一种念药品说明书的口吻讲了讲“靶向记忆抑制”和“海马体突触重构”,然后画面切到一个坐在沙发上的女人,她对着镜头说:“我忘记了我前夫的电话号码。我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了。我感觉很好。”她的眼睛没有看镜头,她的眼睛看着镜头右上角大概三厘米的位置,那个位置通常站着导演。她说“我感觉很好”的时候,左手一直在转无名指上的戒指。转了五圈。顺时针。
我负责售后。售后就是客户做完清除之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比如忘错了东西,或者忘得不够干净,或者忘了自己为什么要忘——来找我,我帮他们处理。大部分售后很简单:补一次清除,调整一下剂量,在系统里更新一下客户档案。有些售后不太简单。
昨天来的那个客户姓陈,四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有点发白的蓝色衬衫,坐在我对面,双手放在膝盖上,指甲剪得很短,短到指缝里看不到一点白色的月牙。他说他想回忆一件事。我说我们公司不负责回忆。他说他知道,但他需要我帮他确认一下:他脑子里有一个画面,反复出现,他不确定那是真的发生过,还是他在清除之后自己编出来的。我说什么画面。他说他记得自己曾经有一个女儿。他记得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给她煎荷包蛋,蛋黄要溏心的,蛋边要起焦。他记得她每次都用左手拿筷子把蛋白撕成一小条一小条,蘸着酱油慢慢嚼。他的描述精准得不像编的,每一个细节都有具体的感官锚点——厨房里那扇朝东的窗户夏天早上会有阳光打在他手背上,热得他拿锅铲的手总是先红一小片;冰箱里放鸡蛋的那一格永远有七颗,从来没有少过也从来没有多过;他女儿每次吃完都会用左手对他比一个OK的手势,无名指和小指收在手心里,拇指、食指、中指伸开,掌心朝外,然后说一声“爸爸我上学去了”。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放在膝盖上的右手不自觉地把无名指弯进了掌心,那个动作和他描述的女儿的手势一模一样,方向也是朝外的,掌心也是朝外的。但他做这个手势的时候看着的是自己左手的无名指,那里没有戒指,只有一圈很淡很淡的、几乎看不见的戒痕。
“我去公司档案室查过,没有她的任何记录。我去派出所查过户籍,没有她的名字。我问过所有认识我的人,他们都说我从来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但我每天早上起来,还是会下意识地煎两个蛋。一个溏心的,一个全熟的。我不知道全熟的那个是给谁的。我每次吃完溏心的那个,都会把全熟的那个放在餐桌对面,看着它冷掉。然后我自己把它吃了。我已经吃了两年了。”
他把左手从膝盖上拿起来,放在我桌上,掌心朝上。虎口位置有一道疤。很小,很细,像是被指甲掐过。他说这道疤是他女儿发高烧那次留下的。她烧到四十一度,他抱着她冲进急诊室,她在昏迷中一直用左手掐着他的虎口,掐了一整夜,掐到他虎口渗血,掐到退烧,掐到醒过来第一句话是:“爸爸你的耳朵里怎么有人在敲钟。”他说他当时以为女儿烧糊涂了在说胡话,但两年后的今天,他坐在这里看着我,说他自己的左耳里也有人在敲钟。
“我不记得有过女儿。但我的手记得怎么煎她要吃的蛋。我的虎口记得她掐的力度。我的无名指记得戒指摘下来的那天戒指内圈刻的字硌在指骨上的触感。我的左耳记得她从急诊室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我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我甚至不记得她长什么样。我只记得她用左手吃蛋。和你那个手势是同一个方向。”
我没有告诉他我女儿也用左手吃蛋。我没有告诉他我女儿五岁生日那天也用手势说“该你了”。我只是把售后表格翻到下一页,问他:你是什么时候来公司做记忆清除的。他说他没有做过。他从来没有来过我们公司。他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过名。我说你的档案显示你已经来过四次了。他说不可能。
我把电脑屏幕转过去让他看。客户编号:CHEN-004。清除记录:第一次,妻子分娩时的意外。第二次,女儿两岁时第一次叫爸爸。第三次,女儿五岁时最后一次叫爸爸。第四次,他自己的名字。清除方式:靶向突触抑制,双侧海马体局部注射。主治医师:赵。备注栏有一行手写的字,字迹很潦草但很用力,圆珠笔尖把纸戳出了好几个洞:“第四次清除失败。患者已将自身姓名与女儿姓名混淆。无法区分靶向目标。建议暂停治疗。患者自行要求继续。签了免责声明。”下面一行是患者的签名。不是陈先生现在的笔迹。是那种极细的、歪歪扭扭的、像是一个不太会用笔的人用左手写出来的小学生字体。那个字体和我女儿在幼儿园画的水彩画下面签的名字一模一样。姓不是陈。是我的姓。名字不是他女儿的名字。是我女儿的名字。他女儿和我女儿共用了同一个名字。不是同名。是同一个存在在不同人的记忆里留下的同一个签名。那个签名的最后一个字,是“回”。
我把档案翻到最后一页。上面贴着一张照片,是陈先生入职“忘忧”公司时拍的工牌照。工牌上的头衔不是客户。是“高级清除技师”。他的工号比我早五期。他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六年,亲手为四百多位客户清除了他们不想保留的记忆。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左耳里有人在敲钟,他在自己左颞叶里发现了一颗微缩接收器,他去找主治医师赵,赵说你不应该记得你有女儿,你四年前就清除了关于她的一切,你的档案显示你没有家属。他说那为什么我每天早上煎两个蛋。她说那可能是你给自己留的后门。你在入职的时候给自己植入了一个定时提示,每隔一段时间,你的左手会替你的记忆做一件事。煎蛋是左手替你留的。那个吃完蛋之后的手势也是。你每次用左手说再见,都是在帮你的记忆从回收站里往外爬。他站在赵的办公室里,举着自己的CT片子,看着左颞叶上那个正在闪烁的光点,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他的手记得怎么煎荷包蛋。他的虎口记得女儿掐他的力度。他的无名指记得戒指摘下来那天内圈刻字硌在指骨上的触感。但他的耳朵,他的左耳,从来不记得那些滴答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响的。从来都不记得。
他把赵老太太的讣告从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拿出来,放在我桌上。那张讣告和我从母亲《神经科学导论》里翻到的那张一模一样,边角泛黄,折叠处有些发白。不同之处在于,他这张讣告背面有一个手写的字。不是蓝黑墨水,不是铅笔,不是圆珠笔。是那种你对着镜子呼一口气,水雾凝结在玻璃上时用手指写下的笔迹,干了之后什么都没留下,只有在特定的光线角度下才能看到纸纤维被水汽绷紧过的不规则张力。那个字是“在”。他在纸上写了一个在,意思是——赵老太太还在。她不是第一个走完倒计时的人。她的左耳里最后那一声滴答不是停,是播完了一段进度条,进度条最后不是黑屏,是自动跳转到了下一个队列。她的遗体和生前研究资料被永生医疗中心接收,她的滴答声和她的意识同步被刻录进了那台她在1986年亲手校准过的时间校正单元原型机里。原型机目前还在永生医疗中心的档案室运转,档案室的位置在赵老太太生前指定的唯一收件人手里。收件人是她最后一个随访对象。随访对象的编号刻在她手腕那根红布条的最内层,那根布条被拆成了几十根细丝,每一根细丝都缠在一个她认为将来某一天会需要找到那个档案室的人的无名指上。她说档案室在地下二层,走廊尽头最后一个房间,门上没有编号,只有一盏日光灯在闪。她说那把钥匙她放在了一个她不记得自己有过丈夫的人手里。那个人会把藤椅搬到门口,坐在那把椅子上,面朝东,等一个红月亮。等到了就开门。等不到就继续等。她等到了。
陈先生把那张讣告翻过来,正面朝上,让我看着赵老太太那张黑白照片。他说你看她的左耳。照片上赵老太太的左耳耳垂位置有一小块几乎看不见的圆形凸起,很小,小到不仔细看会以为是照片印刷的瑕疵。但那是她的接收器。她给自己植入了第一台原型机之后,特意去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作为讣告的标准像。她在拍照之前把红布条系在左手腕上,不是为了盖住接收器,是为了让看到这张照片的人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她的手腕上,不要去看她的左耳。她说每个人都会盯着红布条看,因为红布条在黑白照片里是唯一的重色,所有人的眼睛都会被它吸过去。没有人会注意到她的左耳。七十多年了,没有人在讣告上发现她的左耳。
他站起来,走到我办公室的窗前,把窗帘拉开。窗外正对着那栋灰色的建筑,每一扇窗户都亮着灯,每一个窗口都站着一个人,左手贴在玻璃上,掌心朝外,无名指上有一圈极淡的戒痕。他说那栋楼不是影子公司的办公楼,也不是住院部的病房,是我们公司真正的服务器。每一个窗口站着的不是客户,是高级清除技师。你也是。你也是高级清除技师。你入职比我晚六年,你的工号在我后面六百多位。你六年前签的合同第二十七页第四款不是你记得的那个条款。那个条款不是关于影子服务的。是关于你自己的记忆清除。你每次为一位客户清除一段不想要的记忆,你自己就会从脑子里被挖走一块和那段记忆密度相等的灰质。你做售后不是为了帮他们找回记忆,是在帮你自己把丢掉的那些碎片重新拼起来。你拼了六年,拼到今天早上才拼到你女儿用左手吃荷包蛋那一格。但那一格背面写着我的名字。我和你共享同一个女儿的左手。我们被清除了同一段记忆的不同层面——我的层面是她每次吃完都会说的那句话,你的层面是她第一次发高烧时用左手掐过的虎口。我们加在一起就是她完整的童年。但我们都被挖掉了拼不回来的那一块。那一块在原型机里。在赵老太太的左耳里。在她红布条缠着的最后一个结里。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黄铜钥匙。很小,和我口袋里的那把一模一样。他说这把钥匙能打开档案室地下二层走廊尽头那扇没有编号的门。他说你在那里会找到你的病历。你的病历不是你的名字,是你女儿的名字。你每次清除自己关于她的记忆,她的名字就在你的病历上被往左推一格。你清了四次。她的名字已经推到了页边。下一次你再清除,她的名字会从病历上掉出去。掉出去之后,你会忘记你不记得她了。你现在还能知道自己不记得,是因为她的名字还没掉出去。还差一格。
他走之前在我桌上留了一样东西。不是钥匙,不是讣告,不是工牌。是一个玻璃罐,和我在书架背板后面那个房间里见过的那些罐子一模一样,罐口用橡皮筋封着保鲜膜,保鲜膜上用马克笔写着一个日期和一行字。日期是六年前我入职那天。字是我妈的笔迹,蓝黑墨水,每个字都写得很慢,慢到每一个转折都有停顿。那行字是:“他今天去了忘忧公司。他说这份工作能帮人。他不知道帮人的意思是替别人背着他们不想背的东西。我没有告诉他。他那天回来给我煎了两个蛋。一个溏心的,一个全熟的。他把溏心的吃了。他把全熟的放在我对面。蛋黄已经凝了,边缘有点焦。”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保鲜膜撕开。罐子里没有东西,但我闻到一股气味。不是膏药,不是排骨。是煎蛋。是溏心蛋黄戳破之后流在蛋白上,蛋白边缘煎得焦脆的那种味道。那股气味很淡,淡到像一个每天早上都在厨房里煎蛋的人,站在厨房门口往客厅方向看了一眼,然后回到灶前,把全熟的那颗蛋倒进了垃圾桶,把溏心的那颗盛进盘子,端到茶几上,坐在沙发上一个人吃完。吃完之后用左手比了一个手势,不是OK,是时间未到。是把拇指和食指圈成一个圆,另外三根手指竖得笔直。是对着镜子说:你今天没忘。你今天又没忘。你今天又没忘你为什么每天早上煎两个蛋。
我把玻璃罐放在办公桌上,站起来走到窗边,拉开窗帘。对面那栋灰色的建筑每一扇窗户后面的每一个人都举起了左手。几百只左手,几百个手势。有人举着OK,有人竖着三根手指,有人把无名指弯在掌心里,有人正在用指甲在玻璃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写完最后一笔之后看着那个字慢慢褪色,褪到只剩一个浅浅的灰黄色掌印。然后他们同时放下了手,同时往后退了一步,同时消失在各自窗口的阴影里。他们今天又挺过了一天。明天还要继续挺。赵老太太的队列里还有无数个在等待激活的接收器,每一个接收器都在某个六岁孩子的左颞叶深处休眠,等一个五岁生日的许愿,等一次无名指碰到戒指的触碰,等一个每天早上煎两个蛋的人终于记得把全熟的那颗端到餐桌对面,对面有人坐着,用左手拿起筷子,把蛋白撕成一小条一小条,蘸着酱油慢慢嚼,嚼完之后抬头看着煎蛋的人,说一句:“爸,蛋边又焦了。下次我来煎。你用左手拿锅铲总是翻不好。还是我来。”那一声不是滴答,不是钟表倒退,不是接收器在激活下一个宿主。那一声是女儿在教你煎蛋。你每次把锅铲换到右手煎的蛋都不焦,她用左手煎的蛋也不焦。你们加在一起是一对左右撇子,正好把一个蛋煎到两面金黄,溏心的那个给她,全熟的那个给你。你不喜欢吃全熟的蛋,你只是习惯煎两个。她说她知道,她说下次只煎一个,切开一人一半,溏心在中间,两个人的筷子同时戳破蛋黄,蛋液流在同一个盘子里,你用右手,她用左手。然后她说,你看,这样就不用再煎全熟的了。你不是不记得你女儿。你只是把她分成了两份,左手那份放在每天早上煎的第二个蛋里,右手那份放在每次售后表格填完之后习惯性去看的左耳滴答声里。两份加在一起就是她完整的童年。但你从来不把两份放在一起。因为放在一起你就会想起她已经不在了。不是去世了,是被你亲手删掉了。从你自己左颞叶里挖掉了。你每给一个客户清除一段记忆,你自己就会被挖掉对应位置的一小块灰质。你挖了六年,把关于她的记忆挖得只剩这一罐蛋味。这罐蛋味过期了。保鲜膜上写的日期是六年前。你每次都把保鲜膜撕开,闻一下,再把保鲜膜封好放回格子里。明天你还会再撕开一次。后天也是。直到有一天你再撕开保鲜膜的时候,里面已经没有气味了。不是蛋味散了,是你忘了蛋应该是什么味道。那天你会煎三个蛋。两个溏心的,一个全熟的。你不知道那个多出来的溏心是给谁的。你把它放在餐桌对面,看着它冷掉。然后你用左手拿起筷子,把它夹到自己碗里,蘸着酱油慢慢嚼。嚼完之后你会比一个手势。不是OK,不是时间未到。是数字六。是把拇指和小指弯在掌心里,食指、中指、无名指竖得笔直。是你在赵老太太的队列里已经等了六圈。六圈之后你左耳里的滴答声会停。滴答声停的那一刻,你会在自己的病历末页上签下名字。然后你去档案室找到那个标着女儿名字的病历,把病历翻到最后一页,用指甲把她的名字从页边上抠回来。不是用笔写回去,是指甲抠。和你母亲梳子上缠的那根红布条抽出来的丝一样细,和你奶奶在槐树下等了一辈子之后从手腕上解下来系在你女儿脚踝上的那根布条一样松。你把名字抠回来的时候,病历上会多出一行字。不是蓝黑墨水,不是铅笔,不是圆珠笔。是那种你对着镜子呼一口气用手指写下的笔迹。那行字是:“你也在这里。”然后你会在档案室的地下二层走廊尽头最后一扇没有编号的门前面停下来,把手放在门把手上,金属很凉,和你口袋里的黄铜钥匙温度一样凉。你用钥匙打开门,门缝里透出来的不是灯光,不是日光,是那种你闭着眼睛对着正午太阳时透过眼皮看到的暗红。你推开门。门后面不是档案室。是厨房。是朝东的窗户。是你每天早上煎蛋的那个灶台。灶台上放着一颗蛋。蛋旁边放着一双筷子。筷子是左撇子专用的那种,筷尾比正常筷子细一圈,筷尖稍微有一点弯,是给不太会用筷子的小孩练习用的。那双筷子你见过。在你女儿五岁生日那天,她拆开礼物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那双筷子夹了一块排骨,夹住了,举到你面前,说爸爸你看。她把排骨放在你碗里的时候用的不是练习筷,是右手。她左手拿着练习筷,右手给你夹菜。你从来没教过她这个。她只是觉得你应该先吃。她那时候还不会说。现在她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