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越久，越觉得语言不够用。
像扁担挑水，一路洒，到了缸里只剩半桶。
很多次，面对坡上的苞谷地，
面对父亲弯腰时脊椎拱起的弧度，
面对母亲在煤油灯下纳鞋底时针尖的闪光，
我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
我想写父亲挑水时扁担的吱呀声，
可“吱呀”太轻了，装不下水桶的重量、
山路的陡峭、和他肩膀上被磨平的茧。
我想写母亲在灶口添柴时的火光，
可“火光”太飘了，照不出她脸上的沟壑、
围裙上的油渍、和柴火燃烧时噼啪的爆裂。
我想写老陈蹲在门槛上摸裂缝的手指，
可“裂缝”太窄了，塞不进他几十年的脚步、
墙根泛碱的味道、和塑料布被风撕开时的呜咽。
我想写那个上访老人的塑料袋，
可“塑料袋”太薄了，兜不住皱巴巴的证明、
红戳上褪色的印泥、和他弓着背走进雨里时
草帽边沿往下淌的雨水。
词语能装的东西太少了。装得下水，装不下渴；
装得下酒，装不下醉；装得下米，装不下饿；
装得下诗，装不下写诗时手抖的幅度。
越深的东西，越沉，越容易从词语的缝隙里漏下去。
语言的尽头在哪里？在父亲沉默的地方。
他从来不说什么，只是蹲在田埂上啃冷洋芋，
看着远山慢慢嚼。他的沉默比我说过的话都有用。
在母亲围裙上那片洗不掉的油渍里，
油渍的形状每天都在变，像一朵云，
像一穗苞谷，像一个孩子的脸。
在村口那截铁轨的沉默里，
它锈了，哑了，可风一吹还响，
当当当，像在回答我所有的问题。
今夜，我在语言边界上站了一夜。
边界这边是词语，那边是无边的沉默。
我跨不过去，也不想跨过去。
只想站在边界上，一手握着公文的笔，
一手攥着诗的笔，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东西
发出一点点声音。哪怕这点声音
轻得像坡上的苞谷叶被风吹动时
沙沙的响动。那也是他们活过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