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这么多年，终于认出自己的笔迹。
不是海子的，不是杜甫的，不是里尔克的，
不是任何人的。是黔西北的。
是黄泥巴的——粗粝，黏稠，干的时候裂成龟壳纹，
湿的时候黏在鞋底上甩不掉。是苞谷叶子的——
边缘带锯齿，刮过掌心痒痒的疼，不伤皮肉，
只留一道白印，过几天就消了。
是父亲磨镰刀的沙沙声，磨石蘸水，一下一下，
不急不慢，把刃口磨得雪亮，能割断秋天。
是母亲纳鞋底的嗤嗤声，针尖在头发里蹭一下，
穿过千层底，扯出长长的麻线，每一针都扎进骨头里。
是村口那截铁轨的当当声，风一吹就响，
没人敲也响，哑了也响，锈了也响。
是公文语言的反面——不说“高度重视”，
只说父亲弯腰看苞谷的样子；
不说“狠抓落实”，只说母亲把腊肉腌进缸里时
用手掌压实盐巴的力度；
不说“取得显著成效”，只说坡上的苞谷秆
在风里摇，摇着摇着就枯了。
是简洁的——像扁担，两头挑，中间空，
空出来的部分让风填满。
是沉默的——像父亲，问了十句答一句，
那句还是咳出来的。
我的诗里没有城。没有长安，没有成都，
没有兰州，没有县城。只有坡，只有土，
只有苞谷地和洋芋花，只有灶口和煤油灯，
只有山井和扁担，只有铁轨和钟声。
它们反复出现，像父亲每年春天在坡上
挖同样深的窝，丢同样多的种。
这种重复不是匮乏，是坚持。
是同一个意象被时间磨得越来越亮，
和父亲用了三十年的锄头一样，
刃口窄了，铁锈深了，可握在手里刚刚好。
今夜，我写下：父亲弯下腰，大地就多了一道犁沟。
这就是我的风格。不是发明的，是从土里长出来的。
和黔西北的苞谷一样，黄泥巴里出，
旱也长，涝也长，被人忘了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