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到第七遍，还是不满意。
开头改了无数次，结尾怎么也收不住。
这首诗写了三年，从第一行“父亲在坡上挖窝”
到最后一行还没落下，中间隔着一千多个夜晚、
无数次删改、无数张被揉成团的纸。
第一稿是急就章，在午休时间一口气写完，
觉得好得不得了，第二天再看，删掉一半。
第二稿换了意象，把苞谷改成洋芋，
又改回苞谷，洋芋太软，撑不住父亲弯腰的弧度。
第三稿加了母亲，她在灶口添柴，
火光映在脸上，可她的位置不对，
抢了父亲的戏。把母亲删掉，又舍不得，
把她的针线放在诗行的缝隙里，
只占两个字的位置。
第四稿试图押韵，想让父亲的扁担和月亮押韵，
让镰刀和归巢押韵，押来押去，押成顺口溜。
放弃押韵，找回节奏——父亲磨镰刀的沙沙声
和打印机吐纸的哒哒声，本来就不押韵，
硬凑在一起反而假了。
第五稿把杜甫请进来。他在茅屋里呵开冻笔，
父亲在坡上挖开冻土，他们都弯着腰，
只是他写诗，父亲种地。
这个发现让我兴奋了好几夜，最后只留了一句：
“两个弯腰的人，隔着唐，隔着黔西北，
弯成同一个弧度。”
第六稿把所有多余的东西都删掉。
删掉“高度重视”，删掉“狠抓落实”，
删掉那些在公文里重复了一万遍的词语。
只留“父亲弯下腰，大地就多了一道犁沟”。
这句话够了吗？不够，犁沟里还需要几粒种子。
第七稿，今晚。把这首诗从头到尾又改了一遍。
键盘哒哒哒地走，绿萝的影子在墙上轻轻摇。
搪瓷茶缸里新冒的嫩芽弯曲着朝窗外的方向探。
最后一次校对，忽然发现——这首诗不是我写的，
是父亲在坡上写的，是母亲在灶口写的，
是老陈蹲在门槛上摸着裂缝写的，
是老杨把鸡血滴进搪瓷碗里写的，
是那个上访老人用皱巴巴的塑料袋装着材料写的。
我只是替他们把话敲进电脑里。
存盘。标题写“改稿”，文件名叫“第八稿”。
也许还有第九稿，也许这一稿就够好。
窗外的梧桐树又落叶了，它写了整整一个秋天，
每年都是一样的开头，一样的结尾，
不厌其烦地重写同一首诗。
我也学它，把这首诗写一辈子。
写到最后一行时，父亲刚好直起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