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写完材料，靠在椅背上。
窗台上绿萝的藤蔓垂到地板上，绕过桌腿，
朝门口的方向爬。搪瓷茶缸里那一截绿萝
也长出了新叶子，嫩绿的，探头探脑，
从缺口的瓷面旁伸出来。空酒瓶里的干芦苇
还在风里轻轻摇，穗子白得像老人的头发。
我忽然想称一称自己存在的重量。
用父亲挑水的那根扁担，一头挑着我，
一头挑着这些东西——一盆绿萝，一截绿萝，
一把干芦苇，一块青灰色的石头，
一本缺页的唐诗，一个空酒瓶，
一沓写在烟盒锡箔纸上的诗稿。
扁担会不会弯？如果弯了，
弯的弧度和父亲挑水时一样不一样？
我存在的重量，大概比一粒苞谷重，
比一纸公文轻。比一粒苞谷重，
因为我还压着父亲的期望、母亲的叮嘱、
老陈的裂缝、老杨的鸡、那个上访老人
塑料袋里皱巴巴的材料。比一纸公文轻，
因为我在推优表上从没画过自己的名字，
在干部名册里排在最后一页，
在会议记录上只出现过“记录人：小某”。
可这份重量，刚好够一首诗。
一首写在午休时间的诗，一首藏在“资料汇编”里的诗，
一首不会发表、不会获奖、不会被收入任何选集的诗。
它轻得像苞谷地里扬起来的尘土，
一阵风就散了；又重得像坡上的黄泥巴，
雨一泡就黏在鞋底上，怎么甩也甩不掉。
这就是我存在的重量。不多不少，
刚好够在深夜的办公室里，
和绿萝、芦苇、石头、唐诗一起，
构成一个微小而确定的宇宙。
窗外梧桐树的影子投在墙上，
风一吹，枝桠轻轻摇晃，像在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