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屉里有一沓纸片，大小不一，颜色各异。
有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有打印过的A4纸背面，
有超市小票的空白处，有烟盒里衬的锡箔纸。
上面写的都是诗。有的只有一行——
“父亲弯下腰，大地就多了一道犁沟。”
有的密密麻麻，改得面目全非，箭头从第三行指到第一行，
又划掉，在旁边重写，再划掉。
有的只有几个词，像是还没想好怎么往下接——
“苞谷地、月光、铁轨、霜”。
这些纸片是我这些年攒下来的。
在食堂排队时想到一句，掏出笔写在餐巾纸上；
开会走神时冒出一行，记在会议记录本的边角；
半夜醒来脑子里闪过几个词，摸黑写在床头柜的便签上，
第二天早上看，字歪歪扭扭，有的叠在一起，认不出来。
整理这些纸片，像在整理另一个自己。
那个自己在公文和会议之间见缝插针地活着，
在“高度重视”和“狠抓落实”的间隙里，
偷偷种下几粒苞谷。它们长出来的东西歪歪扭扭，
有的缺行，有的断句，有的永远停在半截。
可它们是我的另一份档案——
不是人事局存档的那种，是一个人在县城这些年，
没有被公文语言吃掉的那些时刻。
把纸片一张一张摞整齐，用夹子夹好，
放进那个叫“资料汇编”的文件夹里。
窗外梧桐树的叶子正黄，一片一片往下落。
等哪天我不在了，这些纸片会被谁发现？
他们会看到一个从黔西北农村考出来的公务员，
在写了几万份公文之后，还在小票背面、
会议记录边角、烟盒锡箔纸上，偷偷摸摸地写诗。
而这个文件夹，就是我给自己建的档案室，
没有编制，没有考核，没有推优，
只有一张一张攒了十几年的纸片，
像冬天松鼠藏在树洞里的坚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