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从深圳回来，约我在小面馆见面。
他还是老样子，头发剪短了，手上那块表换了新款。
面还没上，他开门见山：跟我去深圳吧，
那边缺个写材料的，工资翻三倍，年终奖另算。
我搅着碗里的面汤，酸菜的酸味钻进鼻子里。
他说了很多——深圳的机会，行业的前景，
他在那边买了房，孩子上了国际学校。
他把手机递过来让我看照片，
落地窗外是海，海水蓝得不像真的。
他说：你窝在这个县城干什么？
写材料写得再好，谁看？
我夹起一筷子面，慢慢嚼，嚼完了说：
这里需要人写材料。他叹了口气，把手机收回去。
那种无奈的眼神，和当年老王看我不接烟时一模一样。
送他上车时，他摇下车窗：我下个月还回来，
你要改主意了随时找我。
车开走了，尾灯在暮色里一闪一闪，最后消失在街角。
我站在路边，想起很多人。
想起老赵退休那天抱着纸箱走出办公室的背影；
想起老陈蹲在门槛上摸着裂缝，问我：这房子还能住不；
想起老杨把鸡血滴进搪瓷碗里，说：今年苞谷价不行；
想起那个不识字的妇女在危房鉴定表上按下手印，
指纹磨平了，印泥嵌进每一条沟壑里。
想起父亲在汇款单附言里写“多吃肉”，
母亲在灶口添柴时说：没升就没升，平安就好。
这些年，我写的每一份材料都和他们有关。
危房改造补助申请、低保户审核报告、
扶贫项目验收表、农民工欠薪情况汇报。
这些材料不会署我的名，不会有人知道
是谁在深夜的办公室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
可我知道。那些字从打印机里吐出来，
盖了章，存进档案柜，变成他们手里的补助款、
新房钥匙、孩子的学费。这就够了。
走回宿舍的路上，路灯亮了。
推开宿舍门，绿萝的藤蔓又长了一截，
垂到地板上，绕过桌腿，朝门口的方向爬。
花盆里的土有点干了，我接了一杯水慢慢浇上，
水渗进土里，发出细微的滋滋声。
窗外的梧桐还是那棵梧桐，
叶子正黄，一片一片从枝头脱落，
落在窗台上。
明天还要上班。桌上有份材料没写完，
是关于一个贫困学生的助学申请。
今晚写诗的时间，又要挪一挪了。
那也得写。诗和公文，都是我在这里的理由。
一个是根，扎在黔西北的土里；
一个是叶，长在县委大院的窗前。
根不挪，叶不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