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节回家，母亲坐在灶口添柴，
问我工资多少，我说三千出头。
她问：够花不？我说够。她没再问，
把柴火往里推了推，火光照得她脸上沟壑分明。
过了很久，她对着灶口说了一句：
你爹种了一辈子地，供你读书，
读出来还是潦倒。
潦倒。这个词我认了。我的潦倒不是穷得吃不上饭，
是另一种——饭局上举着茶杯不知道该敬谁；
牌桌边续了一圈水也没人招呼坐下；
群消息从头看到尾，打了一行字又删掉；
推优表上画了老赵的名字，老赵只得了两票。
这些事加起来，就是我的潦倒。
每个月工资打到卡里，我留够生活费，
剩下的转给父亲。他在电话里说：收到了。
然后沉默几秒，问：你自己够不够？
我说够。他说：不够就说。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算了算，够交房租，够吃饭，
够偶尔买一本诗集。够了。
潦倒不是坏事。潦倒让我看清了很多东西。
看清了酒桌上的热络背后是利益的算盘，
看清了牌桌上的输赢底下是人情的试探，
看清了那些在楼道里压低声音的交谈里
有多少真，有多少假。潦倒让我变得很轻，
轻到不会挡任何人的路，轻到谁也不必提防我，
轻到可以安安静静坐在窗台上看那盆绿萝
从黄变绿，从绿变黄。
我歌颂潦倒。歌颂它把我从推优名单上剔下来，
把时间还给我——那些不用去应酬的夜晚，
我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打开那个叫“资料汇编”的文件夹，
写父亲磨镰刀，写母亲纳鞋底，
写村口那截铁轨在风里自己响。
潦倒是我的分行，是我的断句，
是我从公文语言里偷渡出来时唯一的船。
去年过年回家，母亲又坐在灶口添柴。
她问我：还在那个单位？我说：是。
又问：升了没？我说：没。她把柴火往里推了推，
说：没升就没升，平安就好。
然后从灶膛里扒出几个烤洋芋，拍掉灰递给我：
吃吧。我接过来，洋芋烫手，皮烤得焦黑，
掰开，白汽冒出来，里面是沙的，甜的。
那一刻我才知道，母亲早就不在乎我潦倒不潦倒了。
她在乎的是我有没有吃饱，有没有冻着，
有没有在某个加班的深夜，想起灶膛里还给我留着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