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车在山路上颠。老王没开音乐,
车窗半摇,风灌进来,把下乡填的那些表格
吹得哗哗响,像一只扑腾着翅膀的鸟。
我靠在后排,闭着眼,脑子里还在放电影——
老陈蹲在门槛上摸着裂缝,
老杨把鸡血滴进搪瓷碗里,
老周在验收表上歪歪扭扭写下名字,
大娘把几个洋芋往我背包里塞。
他们的脸一张一张浮起来,又沉下去,
像坡上的苞谷秆被车灯扫过,亮一下,又暗了。
睁开眼,窗外是另一片苞谷地。
秆子枯黄,穗子已经掰完了,空秆在风里摇。
这片地不是我家的,不是我走访的任何一家的,
可它和那些地一样,黄的土、枯的叶、
被掰走穗子后空落落的秆子。
我忽然觉得自己也像一株苞谷秆,
被从坡上连根拔走,栽进县委大院的花盆里。
领导来浇浇水,同事来施施肥,
我长得端端正正,可根始终扎不进水泥地。
老王忽然开口:你今天那户人家,和你说话时手在抖。
我说:是,他紧张。
老王问:紧张什么?
我说:可能是怕说错话,拿不到补助。
老王没再问了,方向盘打了个弯,拐过一道山脊,
县城在远处亮起灯,星星点点的,
像撒在坝子上的苞谷粒。
我把脸转向窗外。玻璃上映出自己的脸,
和四年前在绿皮火车上看到的是同一张脸,
只是眼角多了几道细纹,嘴唇抿得更紧了。
那时火车往北,穿过河南平原,心里想的是离开。
现在面包车往南,翻过黔西北的坡地,心里想的是什么?
说不清。既想回去,又想离开。
既觉得这里是我的,又觉得我是一个外人了。
两种感觉搅在一起,像坡上的黄泥巴和雨水,
和成一团稀泥,糊在心里,甩不脱,也晾不干。
车进了县城,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
老王在县委大院门口停下车,熄了火,说:到了。
我提上公文包下车,包里装着今天的表格、
几份待签字的申请、和那一撮从苞谷地里抓来的土。
关上车门前,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方向——
山在远处蹲着,苞谷地在夜色里沉默,
那个我离开了又回来、回来了又觉得不属于我的地方,
正被月亮照着,和从前一样亮。
公文包提在手里,沉甸甸的,
装的不是材料,是整整一天的人和事。
而明天早上,还要继续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