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车在土路上颠，五脏六腑都快颠出来。
司机老王朝方向盘上拍了一下：这条路，烂了八年。
八年。我在心里默算，那是我离开黔西北的年头。
路旁的苞谷秆站在风里，枯黄，细瘦，
像一群没人接的孩子。
村支书在村委会门口等。蓝布衫，解放鞋，
握手时满掌的硬茧硌得我手疼。
他打量我一眼，眼神里有种掂量——
不是掂量职务，是掂量轻重。
这眼神我太熟悉了，父亲挑担子前，也这样看扁担。
会开在院坝里。我发宣传册，一页一页递过去。
有人接过去正看看反看看，又还给我：
同志，你讲讲吧，我不识字。
是个大娘，头巾边角磨出了线头，
手指关节粗大，像老树根。
我蹲下来讲。医保怎么交，养老金怎么领，
危房改造怎么申请。她听得很认真，
听完又问了一遍，我又讲了一遍。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正做着当年最想为父亲做的事——
把他听不懂的政策，翻译成他听得懂的话。
入户。土墙房，墙基被雨水泡得发酥。
门槛上蹲着个老人，手里握的旱烟袋，
和我父亲那根一模一样，连烟嘴咬扁的角度都一样。
支书说明来意，老人起身进屋，
拎出几个洋芋硬往我怀里塞：自家种的。
背包沉甸甸地坠在肩头。
回程车上我抱着它，一句话没说。
夕阳把整面坡染成金黄。
小时候放学回家，也是这个时辰，也是这个颜色，
只是那时书包里装的是课本，现在装的是洋芋。
回到出租屋，把洋芋放在窗台上。
月光照在它们灰扑扑的表皮上，
像照着几个刚从坡上下来的老乡。
我忽然想，父亲第一次去交公粮，
粮站的人是不是也像我打量那个老人一样打量过他。
这个念头像根刺，扎进肉里，拔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