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颐和公馆出来之后，我没有回家。
我打了一辆车，去了所里。
晚上的公司空荡荡的，只有走廊尽头亮着几盏应急灯。我刷了门禁卡进去，指纹识别机发出“嘀”的一声，在空旷的走廊里显得格外响亮。
我的工位在最里面靠窗的位置。
窗外的深圳夜景像一张铺开的明信片，万家灯火，密密麻麻，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一个故事。有些故事是圆满的，有些故事是残缺的，还有一些故事——正在被改写。
我坐下来，打开电脑，登录所里的审计系统。
屏幕上跳出来一个弹窗：您有一个新的工作任务。
我点开。
是苏晚宁那个项目的专项审计报告，保密级别标着“紧急”——这是我上周提交的。当时我只完成了初步穿透，把资金流向画了一张图，标注了几个可疑节点，然后交给了复核组的同事。
现在复核组的结论出来了。
我一行一行地往下看。
三千二百万，走了七个账户，周转了四十五天，最后落到一个壳公司的账上。壳公司的法人代表是苏维扬，苏维扬是亓砚的大学同学，也是——苏晚宁的亲舅舅。
这条线，我从头到尾画了三遍。
每一遍都一样。
我拿起手机，给何晏发了一条消息：“查到了。苏维扬的壳公司，注册资金一百万，实缴零，成立时间正好是苏晚宁进所的那个月。”
何晏秒回：“所以？”
“所以这不是巧合。”
“你是说，苏晚宁从进所开始，就是冲着你来的？”
我想了想，打了几个字：“未必是冲我。可能是冲着这个项目来的。她进所的时候还不知道会分到哪个组，但她运气好，分到了我这个组。我这个组，正好负责她舅舅公司的那个行业的审计。”
何晏发了一长串省略号，然后说：“暨琬，你打算怎么办？”
我看着屏幕上那份审计报告，手指在键盘上悬了很久。
窗外有一架飞机飞过，闪着红白相间的灯，像一颗移动的星星。
我慢慢打了一行字：“公事公办。报告明天提交，抄送合规部。”
“那亓砚那边呢？”
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
亓砚。
这个名字今天晚上的出现频率太高了。高得让我觉得不舒服，像是穿了一件太紧的衣服，每一口呼吸都硌得慌。
“他跟我没关系了。”我打了这行字，然后删掉了。
重新打：“他已经是别人的丈夫了。”
又删掉了。
最后我什么都没回，关了手机，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的灯管灭了又亮，亮了又灭，像一个坏掉的信号灯，不停地在“是”和“否”之间切换。
我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
可能是十分钟，可能是一个小时。
手机忽然亮了。
不是消息，是来电。
一个陌生号码，深圳本地的。
我犹豫了一下，接了。
“暨琬。”
是亓砚的声音。
我没想到他会打给我，更没想到他会在婚礼当晚打给我。我下意识地想把电话挂了，但手指没有动。不是不想挂，是没反应过来。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低沉，沙哑，像砂纸磨过木板，一下一下的，每一下都带着粗糙的颗粒感。
“亓砚，”我说，声音比我预想的平静很多，“你现在应该在陪新娘。”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挂了，看了一眼屏幕，还在通话中。
“她没有哭。”亓砚说。
“什么？”
“苏晚宁。她没有哭。”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奇怪，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完全无关的事情，“你走了之后，她就不哭了。她站起来，整理了一下婚纱，去洗手间补了妆，然后回来继续敬酒。”
我愣了一下。
“她跟每一个宾客说，‘不好意思啊，刚才有点失态，暨琬姐跟我开玩笑呢’。”
我握着手机的手慢慢收紧了。
“亓砚，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他说，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很轻，像是怕被谁听到，“暨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我只是——”
他停了一下。
“我只是想听你的声音。”
空气凝固了。
我坐在工位上，手里握着手机，耳朵贴着听筒，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定住了。
窗外的城市夜景还在那里，明信片一样铺着，万家灯火，每一盏灯都亮得好好的。
但我面前的那盏台灯，灭了。
“亓砚，”我说，声音终于有了一点裂痕，像瓷器上出现的第一道细纹，“你喝多了。”
“我没喝。一杯都没喝。”他说，“暨琬，你信我吗？”
“信你什么？”
“信我没有碰过她。”
我笑了。
不是那种开心的笑，是那种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面对一扇黑了的电脑屏幕，忽然觉得整件事情荒诞到好笑的——那种笑。
“亓砚，”我说，“你跟她办了婚礼，领了证，现在是合法夫妻。你现在跟我说你没碰过她？”
“证没领。”
我愣住了。
“什么？”
“没领证。”亓砚说，声音忽然变得很清晰，每个字都咬得很重，“她说三月十六号是个好日子，先把婚礼办了，领证的事情不急。我当时觉得奇怪，但是没多想。今天你说了那些话之后，我才——”
“亓砚。”
“嗯？”
“你被她骗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
“我知道。”他说，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几乎听不见，“暨琬，我知道。”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空气中的湿气慢慢沉下来，沉沉地压在每一个缝隙里，像一块湿透了的棉被，捂得人喘不过气。
“她怀了你的孩子。”我说。
不是问句，是陈述句。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亓砚说：“你怎么知道？”
“我是审计师，”我说，“我的工作就是找漏洞。她所有的行为里，最大的漏洞就是——她太急了。三年前她进所，两年前你开始跟她有联系，一年前你们在一起。这个时间线太紧了，紧到每一个节点都像是被人为安排的。”
我停了一下，继续说：“一个女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一个男人娶她，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怀孕。”
“她没有怀孕。”亓砚说。
“她告诉你的？”
“她给我看过验孕棒。”
“亓砚，你是中学副校长，你教书育人这么多年，你不知道验孕棒可以造假？”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像是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
可能是他的手捏碎了什么东西。
也可能是我听错了。
“暨琬，”亓砚的声音已经完全变了，不再是那个沉闷的，带着砂砾感的男中音，而是变成了一个孩子的声音，脆弱的，无助的，快要碎掉的，“你当年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
“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我闭上眼睛。
那只手又伸过来了，从时间的缝隙里伸出来，掐住了我的喉咙。
我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苏晚宁的前任，那个让她哭得死去活来的男人，在跟苏晚宁分手之后不到一个月，就出现在了亓砚的办公室里。
我看到他们三个人一起吃饭，在亓砚学校附近的湘菜馆，苏晚宁坐在亓砚对面，笑得很甜，那个男人坐在苏晚宁旁边，笑得很假。
我看到苏晚宁发在朋友圈里的照片，配文是“跟舅舅的朋友吃饭”，照片里亓砚侧着脸，灯光打在他侧脸，轮廓很好看。
我看到这些，但我什么都没说。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不是亓砚的妻子了。
我没有立场说。
我没有资格说。
“暨琬，”亓砚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像隔着一层很厚很厚的雾，“你还在吗？”
“我在。”
“你为什么来？”
“什么？”
“今天的婚礼。你为什么来？”他的声音忽然急促了起来，像是憋了很久终于问出口了，“你完全可以不来的。你不来，什么事情都没有。你来了，说了那些话，然后你就走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
但我发现我不知道答案。
我来，是因为苏晚宁邀请了我。
苏晚宁邀请我，是因为她想在我面前炫耀。
她想让我看到，她得到了我曾经拥有过的男人。
我来了，是因为我不想让她得逞。
仅此而已。
但“仅此而已”这四个字，说出来的时候，好像轻了。
轻得像一张纸，风一吹就跑了。
“亓砚，”我说，“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我知道我不想干什么——我不想当傻子。”
电话那头安静了。
安静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已经把电话挂了。
然后他说：“暨琬，对不起。”
这三个字我等了十年。
从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七号到今天，整整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天，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三个字。
现在他说了。
在一个最不该说的时候。
在一个最不该说的场合。
在一个他刚刚跟另一个女人办完婚礼的夜晚。
我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冷，不是因为生气，是因为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情绪，像潮水一样从脚底涌上来，淹过膝盖，淹过腰，淹过胸口，一直淹到喉咙。
“亓砚，”我说，声音终于有了裂痕，那件瓷器终于碎了，“你知不知道我等这三个字等了多久？”
他没有说话。
“十年，”我说，“我离婚的时候没哭，搬家的时候没哭，一个人过年的时候没哭，加班到凌晨三点的时候没哭。但是你现在说这三个字，我——”
我说不下去了。
不是因为我感动。
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我等这三个字等了十年，但等到了之后，我发现我一点都不需要了。
就像你小时候特别想要一个玩具，你存了很久的钱，等钱终于存够了，你走进那家店，发现那个玩具已经下架了。
你在那家店里站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
不是因为买不起。
是因为不想要了。
“暨琬，”亓砚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隔着信号，隔着距离，隔着十年的光阴，“我们能不能——”
“不能。”我说。
我挂了电话。
手机屏幕慢慢暗下去，像一盏灯慢慢灭掉。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双手捂住了脸。
没有眼泪。
只是觉得很累。
很累很累。
像跑了一场马拉松，跑到终点的时候发现终点线被别人收走了。
我坐在黑暗里，听着窗外偶尔经过的汽车声，听着走廊里应急灯发出的细微的嗡嗡声，听着自己的呼吸声——一呼，一吸，一呼，一吸。
活着。
还在活着。
手机又亮了。
不是亓砚。
是苏晚宁。
她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精心计算的，每一个标点都在恰到好处的位置上。
“暨琬姐，对不起，是我错了。我不该用你说的话来伤害你。那个项目的事情，我会跟所里解释的。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不想失去这份工作。求你了。”
我看了那条消息很久。
然后我打了四个字过去：“审计报告。”
“什么？”
“已经提交了。”
苏晚宁没有再发消息过来。
我的手机又暗了下去。
这一次，它没有再亮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