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办公室不到半年，我学会了另一种语言。
“赶快”改成“从速”，“给钱”改成“拨付”，
“去村里看看”改成“深入基层开展调研”，
“问题解决了”改成“取得阶段性成效”。
每个词都像一株被移栽的苞谷苗，
从方言的坡地上挖出来，栽进公文的田垄里，
间距均匀，长势整齐。
开始不习惯，觉得绕。明明一句“把表填好报上来”，
要写成“请各单位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填报，
并于规定时间内将相关材料报送至办公室”。
写多了，嘴就顺了。不用想，手自己会打，
那些词像早已排好队的苞谷粒，一颗一颗跳进格子里。
坐在电脑前，手指在键盘上哒哒哒地走，
一行一行公文从左边流到右边，
和当年父亲在坡地上挖苞谷窝一样整齐。
有一回写材料写到深夜，整栋楼只有我一个窗口亮着。
写到“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时，
忽然停下来。想起父亲说话——他说“天干了”就是天干了，
说“该锄草了”就该锄草了，说“今年收成还行”就是还行。
他的语言没有“进一步”，没有“强化”，没有“担当”。
那些词和他之间，隔着我这一辈子也填不平的距离。
我端起杯子喝水，凉水从喉咙灌下去时，
忽然想给父亲打个电话，问问他今年的苞谷长势怎么样。
电话接通，他那边风声很大，大概在坡上。
我说：在干嘛？他说：看天。
我问：看什么天？他说：云往西，明天有雨。
就这两句，挂了。他把天气预报说得和公文一样精准，
比我写的任何一句“高度重视”都有用。
第二天早上，我继续坐在电脑前写那份没写完的材料。
结尾处敲下“请遵照执行”，然后打印、盖章、存档。
没人知道这几个字后面，藏着一个农民说的“看天”。
也没人知道，那个写公文的人写久了，
半夜还是会翻开海子，把那些被删掉的语气词
一个一个捡回来。公文教会我怎样把苞谷翻译成粮食，
诗教会我怎样把粮食还回苞谷。而我的一生，
就在这两种语言之间来来回回地走，
像一个在坡地和县城之间挑着扁担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