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糖和陆砚洲站在陆父书房门口的时候，门是半开着的。里面透出来一股很淡的檀木香——陆父喜欢在书房里点那种老式的盘香，方糖上次来的时候就在茶几底下看见过一盒。陆砚洲抬手在门框上敲了两下，陆父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进来。”
书房比他上次来的时候更乱了。桌面上摊着几份摊开的文件夹，一支钢笔搁在摊开的笔记本上，笔帽没盖，墨水在纸面上洇出一小片深蓝色的晕。陆父坐在桌子后面，手里翻着一份带塑封的旧文件，看见方糖和陆砚洲一起走进来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把文件合上放到了手边。
“爸，”陆砚洲拉开桌前的两把椅子坐下来，“我们来找你问件事。”
陆父的目光从陆砚洲脸上移到方糖脸上，又落回陆砚洲：“什么事这么着急？你妈说你昨天出了车祸，怎么不在医院躺着？”
“小伤。”陆砚洲没接那个话茬，从外套内袋里取出那枚U盘放在桌面上，推到陆父面前。U盘外壳在深色的胡桃木桌面上反了一点点光。陆父低头看着那枚U盘，他的表情没有太大变化，但方糖注意到他搁在文件边缘的那只手无意识地握了一下才松开。“你们从哪拿到的？”陆父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
“苏琳给的。”陆砚洲靠在椅背上，“陆景川洗钱的证据。我们需要密码。”
陆父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两拍。他没有去碰那枚U盘，只是看着它放在桌面上的一角，像在看一件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东西。沉默持续了大概十几秒，然后他靠回椅背，双手交叠放在桌面上。
“我可以给你们密码，”陆父说，“但有一个条件。”
方糖看见陆砚洲的肩膀微微绷了一下，但他什么也没说。陆父从桌面左侧那堆文件里抽出一份，翻开第一页，转过来推给方糖看。那一页夹着一张照片——一个中年女人站在一家小会计事务所门口，穿着深灰色的职业套装，头发梳得齐整，笑容很淡，但眼睛很亮。方糖认识那张脸。
“林姐。”她的声音有些发紧。林姐是她最落魄那段时间唯一愿意给她项目的人。那时候她被婚庆协会拉黑、被同行排挤、卡里只剩两百块，林姐给了她一份婚礼咨询的外包活儿，不算大，但钱及时到账，让她交了那个月的房租。
“她手里有我公司的把柄，”陆父的声音不急不缓，“一份三年前的财务记录，如果流出去了，陆氏集团会很难看。我要你们去她办公室把那份文件偷出来，拿给我。”
方糖看着那张照片，没有说话。陆砚洲先开口了：“不行。”
陆父看着他：“那别想拿到密码。”
书房里安静了下来。方糖感觉到自己的指尖压在膝盖上攥紧了又松开。她按住陆砚洲的手臂，力道不重，但足够让他偏过头来看她。她看着陆父的脸，声音平静：“让我们考虑三天。”
陆父没有回答，但那已经足够当作默认了。方糖站起来的时候目光扫过桌面上摊开的文件——那里面夹着一张薄薄的纸，上面印着一长串数字和一行英文地址。她只扫了一眼，目光没有停顿，但她的脑子里已经把那一串数字完整地拍了下来。陆砚洲站起来跟她一起往外走，书房的门在他们身后重新合拢，发出很轻的一声“咔嗒”。
方糖的车停在陆宅侧门的停车位上。两个人坐进车里之后谁都没说话。方糖从手套箱里翻出一支笔和一张旧发票，在发票背面写下了一串数字。那串数字很长，有二十三位，夹杂着几个字母和两条短横线。
陆砚洲凑过来看着那串数字：“你记住了？”
“瑞士银行，账号。”方糖把那张发票折好放进口袋，“不需要密码了。苏琳的U盘里有人证资料，加上这个账号，直接交给警方，让国际刑警冻结这个账户。”
陆砚洲靠在驾驶座上，侧头看着她。车窗外斜进来的阳光把他的半张脸照得发亮，另外半张隐在阴影里。“你确定？”他说，“他爸刚才那个条件——”
“你爸在拿捏我们。”方糖把发票重新拿出来在手里翻了一下，“他以为我们只有他这一条路。但账号本身足够让警方立案了。洗钱账户不需要本人操作才能冻结，只要证据链够完整。我们有U盘，有人证，现在有账号——三样东西凑齐了。”
陆砚洲沉默了几秒，然后从她手里拿过那张发票，把数字重新核对了一遍：“你只看了一眼。”
“我只看了一眼。”方糖说。
两个人当天下午就开始整理材料。方糖把苏琳提供的U盘里的内容拷贝了一份，按时间顺序排列好，又把她手机里存的那几段录音转成文件格式，加上新记下来的账号，一起打包进一个加密压缩文件。陆砚洲联系了他认识的经侦部门的一位副队长，约好了第二天上午递交材料。
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方糖坐在工作室的桌边，把最后一份文件归档完毕，合上电脑。她站起来伸了一下腰，窗外的城市在夜色中亮着无数个小而密集的光点。她知道那些光点里有一盏是陆景川办公室的方向，他可能正坐在办公桌前，还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同一时刻陆景川确实坐在办公桌前。他刚挂断一个电话，正在翻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初稿，手机屏幕忽然亮了一下。一条短信弹出来，号码是陌生的，内容简短到像是被人削了好几遍才发出来的：“陆景川，你的瑞士账户已被警方锁定。洗钱证据已全部提交。”
陆景川盯着那行字看了大概五秒。他的手指在手机边缘慢慢地攥紧，掌心的薄汗让手机壳滑了一下。他把手机举到面前又读了一遍，然后猛地扬手把它砸在了桌面上。屏幕炸开一道裂纹，从左上角一直延伸到右下角，像一道干涸的河床。他站在办公室中央，胸口起伏了两次，弯腰捡起那部屏幕碎裂的手机。屏幕还亮着，那行字还亮在裂痕底下，清晰到刺眼。他翻到通讯录，拨了一个号码。
王建接得很快，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景川？”
“方糖要动我的钱。”陆景川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是从胸腔里压出来的，“你帮我做最后一件事——不管用什么方法，阻止她。钱、关系、人，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但这件事不能拖。”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王建的声音再响起来的时候清醒了很多：“她身边有陆砚洲，不好动。”
“那就从她那边切，”陆景川说，“她做过什么、怕什么、有什么软肋，你都清楚。我们还没到无路可走的地步。”
王建又沉默了几秒，最后说了一句“我想办法”，挂了电话。陆景川把碎裂的手机放在桌面上，屏幕还亮着，那道裂纹横穿了整块玻璃面板，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他把椅子推到桌边，关了灯，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空无一人，他的皮鞋踩在瓷砖上发出的声响被吸进了黑暗里，一声比一声更远。
窗外城市的灯火还亮着，一盏都没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