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考室是一间教室，课桌椅被推到墙边，
我们靠着墙坐成一排。
工作人员念名字，念到的人站起来，
跟着引导员走出去。门开一次，关一次，
每关一次，走廊里的脚步声就远一点，
房间里就空一点。
我坐在角落里，手里攥着文件夹，
里面是身份证、准考证和两张备份简历。
西装扣子系了又解开，解了又系上，
领带勒得有点紧，松了松，又觉得太松，
重新勒紧。旁边的女生在翻笔记，
嘴里念念有词，她的高跟鞋在地板上
轻轻敲着节拍，哒、哒、哒，
像秒针在走。对面那个男生把矿泉水瓶
捏得嘎吱响，捏了一整个早上。
轮到我了。引导员推开门，叫了我的名字。
站起来时裤腿在膝盖处皱了一下，
用手抻了抻，没抻平。跟着引导员走过走廊，
地板是新打蜡的，映着头顶日光灯管的影子。
考场门开着。我站在门口，吸了一口气，
和当年高考进考场前吸的那口气一模一样。
不同的是，那年我穿胶鞋，这年我穿皮鞋。
七个考官坐成一排，面前是长桌，
桌上铺着墨绿色桌布，摆着打分表、铅笔、
矿泉水。主考官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头发花白，戴眼镜，声音很稳：
请坐。请开始你的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背到第三句时，忽然忘了下一句。
脑子里空白了两三秒，那两三秒很长，
长到能听见窗外空调外机嗡嗡转动的声音，
能听见旁边考官翻打分表的纸张响动。
然后那些话自己回来了，从肚子里，从心里，
从四年食堂泔水桶的酸气里，
从汇款单上“多吃肉”三个字里，
从网吧包夜读海子的凌晨里，
一句一句涌回嘴边。
答题时有一道题：如果你在基层遇到群众不理解政策，
你怎么办。我说：先听他说完。
主考官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我继续说：父亲种了一辈子苞谷，
他不识字，看不懂政策文件。
村里像他这样的人很多。他们不理解，
不是不想理解，是没人用他们能懂的方式去说。
如果能考上，我就是那个把政策翻译成土话的人。
说完这段话，主考官没抬头，
他旁边的女考官在本子上写了什么。
从考场出来，走廊里的日光灯还是那么亮，
地板还是那么亮。我解开领带，长长出了一口气，
那口气憋了四年，现在终于吐出来了。
走回候考室拿东西，房间里又换了一拨人，
还是西装，还是文件夹，还是抿着嘴在翻笔记。
他们抬头看我，我点了点头，拿起包走出去。
外面的阳光很好，省城十月的太阳不冷不热，
照在身上刚刚好。我在路边买了瓶矿泉水，
拧开盖子，仰头灌了半瓶，凉意从喉咙一直窜到胃里。
然后掏出手机给父亲打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他在地里，手机搁在田埂上。
我挂了电话，心想等他回家再打。
这个好消息可以等。四年都等了，
不在乎多等一个下午。
